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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域的展开（第3页）

那么，二者是什么关系？通过第四章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到，传统观念中的一个片段，如何经过导向性诠释，被加工成了颠覆传统的力量。

第五章描述了这两个“言文一致”

运动互动的过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波，造成各种主义同时蔚起，极大地改变了思想界的面貌。

在此氛围下，汉语拼音化和白话文运动走向了**，也常常被视作同道。

不过，二者实有激进和稳健之别，影响也随之而异：汉语拼音化必须以白话文为前提，但白话文的拥趸却未必支持汉语拼音化。

同一时期，还有人提出废除汉语、采用世界语为国语的主张。

这些主张引发了好几次论争，其中以白话文论战最为热闹，它们的讨论连带改变了整个时代的思想生态。

汉语拼音化运动如何因应这些变化，调整自己的论证策略，是第五章关注的重点。

第六章转向语法层面，特别关注汉语在语言进化序列中的地位问题。

在19世纪西方历史语言学中，汉语因为缺乏语尾变化而被定位为原始的孤立语。

中国语言学家虽然深受西学影响，也接受了历史语言学的分类法和进化史观，但拒绝接受西人为汉语指派的位子。

他们运用最新的西方语言学理论，努力论证汉语是“最先进”

的语言。

在某种意义上，第六章回应了前一章的议题：汉语既已跃居世界语言的前列，自不必急于用世界语代替；若里面还有什么缺陷，那都是汉字拖累的，只要改成拼音字就万事大吉了。

不过，第六章所要讲的是，这场看似纯学理的讨论，背后具有明显的文化与政治考量，寄托了中国人对平等的世界政治秩序的追求。

用前边的话说，这里既可以看到对西人的模仿，也可以看到抵抗和独立，而其最终的意向更是试图达到超越之境。

如果说第六章关注的是语言民族主义的对外一面的话，接下来的几章则从对内一面展开。

其中，第七章关注标准语问题。

顾名思义，标准语的关键全在“标准”

（主要是语音标准）的确立。

可是，要在此问题上使大家达成共识，并不容易。

从晚清开始，人们就为此反复辩论，连带所及，官方标准也几经变迁。

这些争议的焦点是：哪种语言可以“代表”

全体国人，谁又有权力确定这个资格？这不是简单的意气之争，而是涉及现代国家建构的核心议题：如何塑造一个既能凝聚国人普遍认同，又能满足不同群体的平等诉求的一体性文化？不同人群在此问题上的不同主张，和他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及其背后的利益分配趋势息息相关。

正因如此，这些论战的开展维度也是多方位的，既交杂了不同地域、阶级意识的冲突，也寄托了不同政治群体各异的“国家”

理想，同时更攸关对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地位的估计。

标准语的确立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如何处理方言。

这是第八章和第九章所要解决的问题。

第八章从古今“方言”

语义的流变入手，分析了现代“方言”

概念及方言研究同国语运动的关系。

其中特别值得关注的一点，也是国内外学界长期聚讼的一个问题，是汉语方言范围如何界定的问题：吴语、粤语等到底属于汉语方言，抑或是一种“语言”

？这些争论再次使我们意识到，现代语言学和民族国家的关系远比表面上看到的更为密切。

第九章讨论国语运动对于方言的具体态度，而隐含了一个比较视野。

霍布斯鲍姆指出，现代国家的发展和社会体系的“简明化、标准化和集中化”

有关，其结果是，“在‘中心’和‘边缘’之间”

，“在‘顶端’和‘底部’”

之间，形成了“直接的越来越排他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