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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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论域的展开（第4页）

。

[98]这一现象在语言方面的表现，就是国语对方言的压制与拒斥。

“中心”

和“边缘”

、“顶端”

和“底部”

的“直接联系”

，离开国语无法实现，而国语运动本身，也的确以服务于社会体系的“简明化、标准化和集中化”

为目标。

与国语相反，在历史上自然形成的方言则繁复多样、参差不齐，不但增加了人和人之间交流的难度，也提高了国家管控的行政成本。

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民族国家中，方言常被当作内部的异己分子。

对方言的排斥，在欧洲、日本的语言民族主义中都有明显表现。

但中国的国语运动者在倡导语言统一的同时，又对“过度”

的统一抱有深刻警惕。

他们不但力倡保护方言，而且明确表示，“改良的蓝青官话”

就已达标，并不要求每个人都能说一口“字正腔圆”

的国语。

显然，他们要在全国统一的文化之外，为地方文化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

这既跟他们大都具有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与中国传统对于地方文化的宽容和赞许心态有关。

当然，从根本上说，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仍遵循着霍布斯鲍姆发现的方向，但很多研究者指责国语运动压制了方言，是不公平的。

这条“疏松统一”

的道路提示我们，必须注意中国内部的多元性。

最后一章具有回溯性质，主要从概念史角度讨论了几个常被用来指称“标准语”

或“共通语”

的名词——“官话”

“国语”

和“普通话”

的嬗替和更迭过程。

在不严格的情形下，这三个词汇基本可以视为同义语。

然而，若从语言政治角度看，问题就不这么简单了。

这三个概念流行在不同时期，而它们之间的替代过程，也不是（至少不完全是）自然而然的演变，而是有意识的“正名”

。

每一次“正名”

举动都有一个合理化的论证过程，但决定这一切的并非逻辑，而是不同的政治意义。

因而，即便它们的所指真的是同一事物，也必须放弃旧名，另换新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