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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学视域中的语言史（第2页）

角度理解有关辩论（当然不是说这是唯一的思考角度）。

不过，这里说的“修辞术”

和伽达默尔所谓“修辞学”

不同，伽达默尔指的是一种从人的直接感知出发理解世界的方式，此处则指一种“说服”

的技术。

[100]离开这种“修辞”

，任何论辩都是不可能的；而论辩的战果，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修辞能力的高下。

但我们感兴趣的不是他们搬弄言辞的技巧，而是想知道，他们为何这样说而不那样说。

孟子曾云：“我知言。”

何谓“知言”

？“诐辞知其所蔽，**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

（《孟子·公孙丑上》）“知言”

二字，应悬作历史研究的鹄的。

不过，今人“知言”

不是要和昔人辩论，而是要从其“蔽”

处、“陷”

处、“离”

处、“所穷”

处看到发言人的社会性、时代性、文化性。

修辞的背后是历史。

在这方面，林·亨特（LynnHunt）对语言和政治、社会变革之间关系的阐发，可以用作一个指南：“革命语言不是简单地去反映革命变化与冲突的现实，而是将自身转化成了一种政治与社会变革的工具。

因此，政治语言不仅表达了由下层社会利益与政治利益所决定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且有助于形成对利益的感知，从而影响意识形态的发展。”

总之，它“是劝服的工具，是重新构建社会世界与政治世界的方式”

。

[101]这番话原是针对法国大革命研究而发的，但无疑具有普适性。

在根本上，国语运动各方之立论与他们对社会和政治利益（这里的利益，并非通常所谓“自私自利”

，为公也是一种“利益”

）的判断有关，对“国语”

的不同诠释，实际描绘出他们各自理想中的不同“中国”

。

辩论者通过重新构造听众“对利益的感知”

达致此一目标；而为了实现各自心中的利益，他们也必须诉诸全社会公认的价值观念，诸如爱国、平等、民智、民主，等等——这些和民族主义一同输入的新词汇，在相互支撑中不断刷新20世纪中国的意识形态。

国语运动的参与者自然都是要改革语文的，但出于文化、政治和社会立场的差异，兼以身处不同论述位置，不同的人面对许多具体问题也都各有己见，有些甚至自诩为“国语运动”

的反对派。

从最激进的废止汉字到更温和的注音识字，各种主张交错离合，嘈杂喧嚷。

我们与其说国语运动是一个边界明确的思想和实践运动，毋宁说它是由彼此具有亲缘关系的各种主张构成的一个“意见家族”

，其成员之间既相互呼应和支持，也存在彼此竞争乃至互相反对。

争论者并不是每次都能清醒地意识到他们同侪（对话人、竞争者、反对派）的存在，在很多时候，他们的言论似乎并未聚焦，只是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提出自己的观想而已，但细看又知不是自言自语，而是面对同一情境，生息于同一个概念的屋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