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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学视域中的语言史（第3页）

这些争论充满了张力和活力，也因此焕发出智识的魅力。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自己研究的是作为讨论“过程”

的语言（而不是作为讨论“工具”

的语言）。

国语运动是一个不断改变形状的动态过程，各方在回应场内对手质询的同时，也密切关注场外局势（如政治环境等）的改变，并有意无意地随时调整自己的立论位置。

[102]为了描述这一点，我想从生物学那里借用一个术语，把一个时代某一论域中的种种主张，看作一个“思想生态圈”

，每一特定主张就是其中的一个“物种”

。

它们地位不同，各有利益，既相互依赖，又彼此竞争，尽量吸取各种资源（如社会影响力等）为我所用。

其中哪一个可以强大起来，取得实质性胜利，既受制于社会和政治条件，也取决于生态圈的内部构成；而后者又时刻处于变动之中，每一次思想论争，每一个新议题、新主张、新论点的提出，都可能导致其发生微妙甚至是结构性的变化，从而使得某些“物种”

地位上升，竞争力增强，另一些“物种”

地位下降，乃至消亡。

本书第五章讨论的白话文之争对于汉语拼音化运动的影响，就是一个显例。

更复杂的是，如前所述，从主题来看，国语运动由若干个目标相近而又不尽相同的“子运动”

构成，它们之间有时也不无紧张。

白话文和汉语拼音化还可说是平行关系，汉字改良和汉语拼音化就是一对时和时吵的孪生子了：前者尚承认方块字自有其价值，后者则根本否认此一价值的存在。

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认为它们就是相互矛盾的，有人通过将之视为不同阶段的任务，试图在不同的方案间做一调和。

此前的研究虽然也把这些“子运动”

纳入同一主题，但多采取平行处理方式，“思想生态圈”

的概念则有助于我们在一个非线性的网络体系中绘制它们的变动轨迹。

而这个视角也可以用在更宏观的范围内。

比如，同是民族主义的分队或友军，国粹主义和汉语拼音化、方言识字和语言统一之间，皆因各自具体目标的差异，而有时侵入对方边界，擦枪走火（参看第二章、第三章和第七章）。

将问题放在一个非线性的动态场景中，也便于理解国语运动的一个有趣现象：某些议题好像交响乐的旋律一般，在不同乐章反复出现。

前一阶段似乎已经解决的问题，隔了一段时间，又在辩论场上露面，其基本主题和具体观点都一如往日，仿佛它们乃是金庸笔下的天山童姥，可以自动更新，永不衰老。

当然，局面也有变化，那常常发生在人的层面：上一轮的革命家，在下一轮往往沦为被征讨的对象。

一方面，这和中国现代思想日益激进化有关：“先进人物”

凭借提出激烈口号走上历史舞台，但主张越激烈也越难实现，乃不得不在站稳脚跟后调整策略，趋于平稳，然而在更年轻的一代看来，这便是退步，应该打倒。

另一方面，它也和现代语文改革运动本身的政治色彩有关。

起起伏伏是政治的本性，“学术”

随之起舞，势难自定主张；争论是否有效，取决于政治需求，参与者别有怀抱，本不能以学理衡之，分分合合，更无足异。

不过，这个解释也近乎事后聪明，因为当事人并不做阴谋之想，实际是真的相信问题犹在，而此前的革命者，此时已经堕落。

但无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一现象，它都提示我们，思想史上的问题不是一次就可以解决的（实际恐怕也并不总是以“解决”

为标的），而会不断回潮，需要我们分别处理，不能当作老调重弹，归入另册了事。

李方桂在晚年被问及“中央研究院”

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的工作和国语运动的关系时表示：“历史语言研究所没有研究国语，因为是语言学。”

记录人在“语言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