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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史学视域中的语言史（第4页）

三字下加了着重符，注明：“加重语气”

。

[103]李方桂显然是想强调，作为纯粹“科学”

的语言学和带有明确实用目的的国语运动是两码事。

可是实际情况未必尽然。

现代语言学的引入确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桩大事，但无论其动力、运作还是影响，有不少都与政治议题桴鼓相应，而在其间穿针引线的，正是国语运动；反过来，国语运动的目标也有一部分必须通过语言学研究才能实现。

因此，“语言政治”

势必会延伸到“语言学政治”

之中。

即使抛开中国现代语言学和国语运动的同源关系，我们也必须注意布尔迪厄所说的“学术场域”

问题。

在人文与社会诸学科中，语言学享有相对较高的“自主程度”

，并不完全由外在政治和社会导向所决定。

不过，“完全摆脱任何社会必然性的‘纯粹科学’”

是不存在的。

在“自主程度”

较高的场域中，“外部问题，特别是政治问题”

的限制往往被“折射”

得“面目全非”

，可是，它也不能完全免遭外力影响。

用布尔迪厄的话说，“即使是最‘纯粹’的场域”

，也具有“模棱两可特征”

：“声望与权力，科学功能与服务功能”

，永远并行。

[104]民国时期，社会对语言学“服务功能”

的需求远超对其“科学功能”

的需求，语言学家遂不得不直面那些“非学术”

的压力。

对汉语进化地位的讨论和对汉语方言范围的界定（参看第六章、第八章）等课题，就只能在此情形中得到理解。

而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左翼语文运动更是直接参与到对语言学话语权力（包括布尔迪厄所说的学术“声望”

）的争夺之中，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和国语运动的竞争（参看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章），实质就在于此。

因此，面对他们的思想交锋，我们就不能不跳出圈外，思考一下：在这场论战中，“谁获准参加，谁被拒之门外？谁听、谁讲？谁决定哪些论据优、哪些论据劣？”

[105]

出于我特殊的问题意识，在本书中，学术文本和宣传文本的区别多少被淡化了。

当然，它们的性质的确有异——目的不同，读者不同，语言风格和修辞手段都不一样，但在有些情形下，它们是对同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方式，因而也必须部分地采取相同的分析策略。

被今天的语言学家当作学科“不成熟”

阶段的残留物而忽略不计的因素，对我来说可能更加重要。

套用一个人类学家的话，我有时是“在语言学的垃圾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