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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与富强（第1页）

一、文字与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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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音字运动是随着中国近代物质、社会与文化观念的变革而产生的。

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西竞争的进一步展开，不少读书人对过于注重坚船利炮的洋务运动提出质疑，强调中西之间的差距根之于“学”

。

更有人提出，诸学中之尤要者乃是语言文字之学。

1892年，一位与西方传教士交往甚为密切的福建士子卢戆章强调：“国之富强，基于格致。

格致之兴，基于男妇老幼，皆好学识理。”

[7]甲午战后，他进一步指出：“献中西关系之策者，莫不以造铁路、通电线、购战舰、筑炮台、开矿产、兴制造为自强防患之至计，而文字、学校略焉。”

卢氏对此颇不以为然：“物不有其本，焉有其末？不得大纲，焉施小纪？”

[8]

卢戆章的同乡苏易对此颇表赞同：中国人所谓富强之术，唯“开矿产、筑铁路、购军械，而教养略焉。

顾矿产、铁路虽未见兴，然铁舰钢炮固非不坚且利矣”

，甲午一役却“委而弃之”

，全部覆灭，皆本末倒置之故也。

“宣圣有言：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

则学校尚焉。”

[9]曾就读于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的沈学注意到，“今日议时事者，非周礼复古，即西学更新”

；其“所说如异，所志则一，莫不以变通为怀，如官方、兵法、农政、商务、制造、开矿、学校。

余则以变通文字为最先”

。

[10]1897年，香港的华人传教士王炳耀（1843—1902）亦提出：“今欲兴中国，而专求欧美二洲之铁路、机器、技艺、矿务、商务、银行、邮政、军械、战舰，不务去伪之道、诱善之方、智民之术，兴强无基，而羸弱反日深，前车之鉴岂远哉？”

[11]他的所谓“智民之术”

，也是切音字。

从19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器物层面的变革只是末务，普及教育才是富强的根本这一类主张，在思想界已成潮流，切音字运动便乘此潮流而兴。

要理解其思路，又必须将其放在19世纪90年代起逐渐流行起来的另外两大思潮中加以讨论：一个将中西竞争视为一场以“学战”

为核心的全面竞争，另一个强调救亡的主体不在“一二明者”

而在全体“国民”

。

这两大思潮的思路又存有内在关联。

但人民若不识字，又何堪学战之任？早在1892年，宋恕（1862—1910）就在《六字课斋卑议》的初稿中提出：“西国识字人多，中国识字人少，一切病根，大半在此。”

在1897年的定稿中，他又加入“开化”

一章，中云：“白种之国男女识字者，多乃过十之九，少亦几十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