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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与富强（第2页）

黄种之民识字者，日本最多，印度经英人弛平民及女子识字之禁后，识字者今亦得百之四”

。

中国则“男约百之一，女约四万得一”

，这个数字“去印度尚远，况日本与白种乎！”

[12]1895年，康有为（1858—1927）在上光绪帝书中提出：泰西“各国读书识字者，百人中率有七十人”

，而据他估计，中国“读书识字仅百之二十”

。

[13]1898年，黄绍第（1855—1914）疏陈时务四条，也说“泰西各国识字人数以英国为最”

，因此其“商业工艺”

才“甲于寰球”

。

他建议师法英国人，整顿各地义塾，“而先以识字为主”

。

[14]

进入20世纪，关注此问题者更众。

1902年，陈黻宸（1859—1917）断言，合中国全境“四万万民数”

通计之，识字者“四五百人仅得其一耳”

。

[15]1909年，京津地区的名报人杨曼青估计，识字的中国人最多只有“一万万之半”

。

[16]这些数字都来自推测，当然不足为凭，但作者的意旨是很清楚的，就是汤尔和（1878—1940）所说的，识字率太低，正是“我中国所以不竞于今日”

之故：

夫以彼族崛起，雄视六洲，举国无不学之民，视男女为一体，而以我四万万神明之胄，半为女子；此二万万人，识字者百不得一；号称读书者，千不得一；以公理公义为口头禅者，万不得一；至若热肠涌血，以天下为己任，生为孽子，死作冤魂，以布文明于支那本部，乃百万千万不得其一焉。

[17]

这里拿来作为标靶的是女性，但其“问题意识”

则显然是涵盖了“全民”

的。

值得一提的是，汤尔和此处采用的论证手法其时非常流行，比汤尔和年长二十多岁的关中大儒刘古愚（名光蕡，以号行。

1843—1903）也说：“西国无人不学，吾国则妇人去其半，此一半之中，吏、兵、农、工、商皆不学，仅余士人，是中国人民中去其十二分之十一，仅余一分从事于学也。”

[18]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一批直隶学生忧心忡忡：“当此学战时代”

，中国“欲以数万固陋之众，生存于竞争之世，岂不相形见绌？”

[19]

不过，相对于一般注重教育的主张，切音字运动的思路也自有其特色。

提倡者认为，国民识字率低，不仅是教育不足的问题，更是中文繁难的缘故。

卢戆章说：“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