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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与富强（第3页）

[20]苏易也抱怨道：“士子毕生佶屈聱牙，至有穷一经不得者，又何论庸庸之制乎？”

此“虽由文学艰深，实由字书难学”

。

[21]沈学则回顾了欧、美、俄、日的自强历程，指出其“莫不以切音字为富强之源”

。

反观中国，“人民居天下三分之一”

，本来“识字之法”

应该更为便捷才对，实际则恰好相反，繁难之极，以致“多多者皆蠢蠢之辈，虽具耳目，如无见闻”

。

[22]1910年，劳乃宣（1843—1921）等人再次提出：方今是竞争时代，而“我中国兵不如人也，商不如人也，学亦不如人也”

，只有“人民之众，甲于全球”

。

可是其“智识未开，明者一二，昧者千百。

昧者虽有而如无，是以虽众而如寡”

。

故“普及教育以开民智，为今日救亡第一要义也。

然他国之教育普及易，中国之教育普及难，何也？”

因为“他国之字易识，中国之字难识也”

。

这样说来，“别设易识之字，又为今日普及教育第一要义，亦即救亡第一要义，彰彰明矣”

。

[23]

虽然切音字运动批评造铁路、通电线一类事务并未抓到关键，但正是铁路、电线之类新器物的出现刺激了中国人对文字的反思。

前引孙宝瑄抱怨汉字不可新造的话表明，新物迭出已令孙氏产生“失语”

之感，提示了器物层次的改变对整体文化造成的压力。

1902年12月30日（壬寅年十二月初一），上海格致书院的一道课题就问道：“中国文字极繁。

近时翻译西书，知尚不敷用。

问以何法添补，得弥其缺？”

[24]1905年《大公报》上的一篇文章也指出：

世界之文明日新又新，今日所有之名物象数，有为古人所未曾梦见者，则古人所造之字之义不能赅之，而字乃不得不增。

然寓义于声者，增一义则增一声，或合数声为一义，参伍错综而用之，为声无穷，亦为义无尽。

若夫寓义于形者则不然。

有一义必有一字，增一义即当增一字。

其于无定之名词，或可并数字于一义以传之；其于有定之名词，则不能并数字于一义而传之也。

因此，西学东渐，“其初所考察而得之六十四种原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