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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与富强（第4页）

无可表述，便不得不制造新字。

然而“原质”

续有增加，新造之字很快已经不敷应用；加之此外还有各种“新理新法”

，层出不穷，更使原有的汉字窘于应对，“增造华文”

，乃是当务之急。

[25]

关键在于，切音字运动者已经感觉汉字数目太多。

卢戆章宣称，“当今普天之下，除中国而外，其余大概皆用二三十个字母为切音字”

，故其“虽穷乡僻壤之男女，十岁以上，无不读书”

。

反观中国，《康熙字典》收字达四万余，常用的也有四五千。

要把这几千字学完，“至聪明者”

，亦“非十余载之苦工不可”

，普通人更何以堪？[26]蔡锡勇（1847—1897）的观察很相似：“尝念中国文字最为美备，亦最繁难。

仓史以降，孳乳日多，《字典》所收四万余字，士人读书，毕生不能尽识。”

尽管“寻常应用，三千足矣”

，然“童子束发入塾，欲竟其业，慧者亦须历十余年，如止读数年，改操他业，识字有限，类不能文，在妇女更无论矣”

。

[27]虽然他估计的常用字数比卢戆章估计的要少一两千之多，但结论一模一样。

1904年《大公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也说，“我们中国没有好教化”

的原因虽然不止一端，“倒底实在是受了文字的大害：文讲精深古奥，作得教人不懂得，那才算是好文；字有四万多个，单说字母子，就有二百多个，并且笔画繁难，音声不一，讲解不同”

，如何起效？[28]

沈学对汉字的批评更为全面：“一字而数音，则审音难；一字而数解，则辨义难；一字而数形，则识字难；一字而数笔，则写字难；文法无定理，则造句又难。

汉文字数多至四万余，汉文字体多至三百家。

文人常用者，《十三经》不二字，共计五千有余。”

即以常用三千字来算，“一字当费脑力七十折，三千字便需脑力二十一万折。

人每日幼年可需脑力五十折，壮年可需脑力百折。

按每折消去血质约重一分，如用力过度，血聚热猛，损脑伤血，轻则聪明为钝迟，重则头昏血薄，疾病夭亡”

。

即使有幸成才，亦到了而立之年，韶光已逝。

[29]虽然沈学并没有交代他的这番计算依据何在，但至少从形式上看就很“科学”

，对彼时醉心新说的人们自然具有一种特别的说服力。

1903年，陈虬（1851—1903）在浙江温州建立了一所面向普通民众的瓯文新字学堂，讲授他自己发明的拼读温州话的“瓯文新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