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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字与富强（第5页）

在开学演说中，陈虬指出，中国识字者不多，固因学堂不够，同时也因文字繁难：“每字既有许多音哪，每音又有许多字呢。

而且笔画忒多，通扯起来每字总有八九笔，多者四五十笔不等。

字共四万有余，紧要的也有四五千呢。

还有许多音，统没有字”

，言自言而文自文。

即使在学堂十年苦功，“旧字个个认得解得，唤他们写几句口头的言语，开一批手面的帐单，竟没有一个能一直写下去的。

那人这么肯费了多少功夫，花了多少银钱，去学这没有用场的文字？”

[30]也许值得一提的是，陈虬还是一位医生，他创办中医学堂，编写医学教科书，开设医院，发行报刊，以西式办法光大中学传统。

他和沈学所研虽有中医西医之异，可是两个人的学问种类颇有类似的地方。

事实上，对于陈虬来说，医学和文字乃是一事之两面：“经国之道，去其闭塞而已。”

身体闭塞则生疾病，“知慧不开”

则变“野蛮”

，无论是身体还是心智，皆应以开通为务。

[31]显然，那“没有用场的文字”

正是造成中国人心智“闭塞”

的病因。

这样，汉字从数量到字音、字义、字形、字体，乃至文法、文体均存在问题，其崩溃是全面性的。

这些批评又可归纳为两个最基本的问题：首先是过难，不论是字数繁多，还是音义不通、笔画复杂，均可归结为这一点；其次则是有音无字，许多口语无法落实到纸面上。

一位湖北士人孙金铭指出：中国不但“文字繁多，一字一音，一音一义，不能相通”

，且“各方俗语，有音无字者恒多”

，以致“邃学之士，欲著一俗语以示浅学之人，使之易解，可通信息，每苦于窒碍难行”

。

[32]在四川推行切音字的刘照藜和陶柟也说，中国“文字数万，似称完备，然而尚有有音无字之缺点”

[33]。

对此一现象的估计最严重的，恐怕还要算是陈虬了：“中国字有万余，而语言之间，有音无字者，尚居其半。”

[34]

在切音字运动者看来，“有音无字”

这一点揭示了汉字所有弊端的根源：求“象形”

而不求“谐声”

。

一位云南留日学生杨琼（1846—1917）说，汉字深奥，皆因其“以象形为主”

：“《说文》九千余文，形复而声大半阙。

又其义颇闳奥，而形则繁缛。

义闳奥，故学之为难，士大夫求通六艺之文，往往穷世累年而未能悉解；形繁缛，故作书不能疾速，日仅可数千言。”

[35]陆费逵（1886—1941）提出：汉字因“义主象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