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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讨论涉及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怎样界定“字”
的含义。
中国人所谓“字”
,在西文中并无可对应的名词。
切音字运动者常云西字少,是指今日所谓“字母”
;文廷式、易顺豫所说的西字,则指今日所谓“单词”
。
持类似看法的还有浙江士人顾燮光(1875—1949):“象形、谐声、会意,西字亦不能出此范围,然其拼合变化日新不已,今英文已有十万余字,即彼之文学家亦不能全识,盖西人得一新岛、造一新器必立一新名、创为新字,数十百年后将有字满之患矣。
论者谓西文简于中文,岂其然乎?”
[69]顾氏认为西字的构造方法和汉字相同,其实就是从“六书”
立场理解西文,则两种文字的差异并不在此,加之西字繁多,其优越性也就难以体现。
显然,文字多了,未必是件好事。
这几个人的看法恰好与孙宝瑄等人相反。
其时日本也有类似的争论。
汉学家重野安绎(号成斋,1827—1910)曾针对日的废汉字论提出:“论者意以欧文为世界中文字上选者,盖取其字数之少。
欧文字母仅有二十五字乃至七字不等。
然联接字母而为语,每一语字母之数少者二三,多至十五以上,而语数则上十万以上,盖不堪其繁矣。”
假名仅供传声,“今日音‘哈细’,以假名写之,孰能辨其为‘箸’乎,为‘端’乎,为‘桥’乎?”
汉字总数虽多,“无用死字”
亦不少,“所以矢野文雄有汉字三千足记报体文之说。
余亦然其说。
但三千字较失于少,增为四千,触类旁通,可无遗憾”
,足可“记录常文而有余也。
四千文字,在我邦人,学之亦易易耳”
。
[70]
不过,重野虽认为假名这样的切音文字不足以单独使用,但其对日人学汉字的信心恐怕正和日人有假名这一拼音的识字工具有关。
郑东湖就说,泰西“文字虽曰文言一致,使彼之儿童习之固易著手”
,但“其文字是专用拼音之法,不如日本之不用拼音法,而专用假名之为愈也。
且其拼音之法,多用二字母以上至十余字母而成者,又多不规则之音,是则烦难复杂,易乱儿童之脑根。
欲求彼之儿童亦能观书阅报”
如日人者,“自非旬日间事”
。
[71]实际上,切音字不能取代汉字,而只能作为汉字的辅助学习工具,基本是切音字运动者的共识(亦有例外),然而这大抵是因为他们在“启瀹齐民”
的同时尚欲“保存国粹”
(参看第二章),而很少有人像郑东湖这样提出单纯的拼音文字未必简易。
常用汉字数目最多不过四千多,是早有定论的。
19世纪前期的一位学者陆以湉(1802—1865)就曾指出,《康熙字典》虽收录有四万余字,“而世俗通行所识之字,不过四千有余,仅十分之一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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