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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学战与切音字运动（第6页）

[72]。

卢戆章、蔡锡勇、沈学、文廷式、重野诸人的估计也大体相同。

但他们的结论却南辕北辙，除了可能有识字方法这样一些技术性因素的考虑外，更多的恐怕还是根基于“立场”

的差异。

罗志田教授曾指出，近代来华传教士曾有意识地论证西方的船坚炮利实际代表了文化上的优越性。

[73]李提摩太等将文字形式与国家强弱挂起钩来，即体现了这一思路。

而这一论证也很快就被失败了的中国人所接受，并通过中国人的嘴巴说出来，而完成了其在形式上的“中国化”

。

比如，卢戆章就从西方的富强中看到了更为高远的“文明”

：“欧美文明之国，虽穷乡僻壤之男女，十岁以上，莫不读书。”

其中，德国识字率最高，达99%；其余如瑞士有98%，苏格兰有93%，美国有92%，荷兰有90%，英格兰有87%，比利时有85%，等等。

这都是他们使用切音字之故。

“日本向亦用中国字，近有特识之士，以四十七个简易之画为切音字之字母，故其文教大兴。”

[74]其实，卢氏的话是自相矛盾的：西人既是“十岁以上，莫不读书”

，何以会有识字率的差异？不过，这种细节对卢戆章来说显然并不重要。

他罗列欧洲诸国的识字率，无非是在中国人头脑中营造一个“文明”

的西方形象，进而强化切音字与富强之间的关联。

问题是，卢戆章的这些数据从哪里来？毫无疑问，它们就来自西人自己。

前边说过，传教士是制造中国切音字的最早实践者，而最早参与切音字运动的中国人也都和他们有密切关系。

就目前资料看，第一套由中国人创制的切音字是1892年厦门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

[75]作者卢戆章本是福建的落第士子，自称21岁前往新加坡专攻英文，25岁回厦门后，应传教士邀请助译《英华字典》，同时自著《华英十五音》，在此过程中受到启发，发明“中国第一快切音字”

。

[76]其他几位较早参与此事者也都有西学背景。

《传音快字》（1896年发表）的作者蔡锡勇毕业于广州同文馆[77]，曾任中国驻美国、秘鲁、西班牙等国参赞，平生从事多与洋务有关。

[78]沈学的《盛世元音》（1896年部分发表）一书更是直接用英文写成，继而改作汉语。

但沈学的中文底子极差，梁启超为其书作序时说：“其书文笔未尽雅驯。

质家之言固如是，不能备求也。”

[79]《拼音字谱》（1897年发表）的作者王炳耀是传教士，此书出版后，李提摩太还亲自为之作文，在《万国公报》上揄扬介绍，内中并抄录王氏序言。

[80]这些人在接触西人与西学的过程中耳濡目染，于自觉不自觉间接受了西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对汉字与切音字优劣的评论，显然与此知识背景分不开。

这一情形表明，切音字运动不仅是受西方文化的启示产生的，而且它本身就建立在西来观念的基础之上。

这里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西学和西文是什么关系？一般说来，切音字运动者并不认为二者是不可分的，但他们之中又确有不少人实际认可这二者之间（至少是切音文字和科学之间）存在密切的对应关系。

沈学就说：“欲深通格致，力求富强，非兼通汉文、洋文不可。”

当然，“尽驱国人学洋文，势所不能”

，必须要翻译西书。

“然汉文不能注西字音者甚多，且快慢脱节，轻重失序，在在皆是。

汉文一字，各随方音而异，欲其惠于后学，得乎？”

[81]汉字不能注西音关系到格致在中国的命运，则沈氏实将“格致”

与西音看作不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