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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学战与切音字运动（第7页）

[82]孙毓修（1871—1922）也说：“欧美学术，大抵渊源于希腊罗马。

诸国文字，亦莫非相切成音，为旁行斜上之体。

故凡发明一新说，创作一新器，其专门术语，为本国所阙者，可上假希腊罗马之古文，下采邻国之方言以成新字”

，而“义理足赅，语皆典要，无吾国自来水、火轮船诸译名之可哂者”

。

[83]按照这一看法，则象形字天然与新学绝缘，其势必导致非废汉字而不可的结论。

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沈学说此话，正是为了不欲“尽驱国人学洋文”

，则其受西人影响实到了浑然不知的地步。

在整个中国社会尊西趋新大潮的冲击下，即使为汉字辩护的学者，也不免心存疑虑。

在另一条笔记中，文廷式就注意到：“英人之语言，今日几遍寰宇。

无他，简则易行也。

若俄人用三十八字母者，其本国人犹厌繁难，何能通行于域外？中国文字极精，而同文之国终不能多者，亦未尝不坐此病也。”

如是，则汉字虽“精”

而远非“最简”

，与前面的判断适成反对，则其自己对汉字的优越性恐怕也不免犹疑。

实际上，即使在前引那条笔记中，文廷式也还是表示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思虑：“今日欲改文字以归简易者，余所知已有数人。

度世变之亟，或不免行之。”

[84]而章太炎也说象形与切音“得失为相庚”

，则两者不过是平手，仍不出防守的姿态。

参与切音字运动的核心人物之变化也体现出西化思路一步步从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

从中国文化正统立场看，包括蔡锡勇在内的最早参与切音字运动的一批人，大都属于边缘人物。

但很快，这一运动就从边缘地带一步步地向中心方向移动。

梁启超在1896年透露，康有为、曾广钧（1866—1929）、汪康年等“皆有志于是业”

[85]。

不过他们的成果从未公布，大概也就只是“有志”

而已。

宋恕则不只是心动而已，的确已真有所行动。

在其手稿中，就有一套“新字”

方案。

[86]蔡元培1900年9月16日的日记中，有“写定切音通俗文字”

并以“字母第一类”

教授工役岳忠，双方“咸欢”

的记载。

[87]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人的中学根柢要比卢戆章、沈学扎实得多，社会声望也是后者所望尘莫及的。

他们的热心参与，对于扩大切音字运动的影响力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戊戌变法时期，供职于工部虞衡司的福建生员林辂存（1879—1919）上呈请求推行切音字。

[88]后来尽管因为变法失败不了了之，却是此一问题第一次在朝廷层面上被提出来。

更重要的变化发生在庚子年（1900）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