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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西学战与切音字运动（第8页）

1900年，因受变法失败牵连而逃亡日本的前礼部主事王照完成了《官话合声字母》，得到了翰林院编修严修（1860—1929）的支持。

1902年，吴汝纶（1840—1903）也公开支持这一方案。

吴氏思想本来趋新，但他以桐城派古文名家的身份出来赞同切音字运动，象征意义不容小视。

此后，北方地区在袁世凯（1859—1916）等人的赞助下，南方地区在周馥（1837—1921）、端方（1861—1911）等人的赞助下，均有推广切音字的举措。

这一运动的传播非常迅速，在相当程度上得力于近代中国越来越风行的尊西趋新大势。

假名对日本崛起的贡献更是受到切音字运动者的着意关注。

早在1887年，黄遵宪（1848—1905）就发现，平假名“音不过四十七，点画又简，极易习识”

，虽“读书人或鄙为俚俗”

，然“使日本无假名，则识字者几无”

。

他结合欧洲各国语言产生的历史指出：“语言与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与文字合，则通文者多，其势然也。

然则日本之假名，有裨于东方文教者多矣，庸可废乎！”

黄氏说的是日本，想的是中国：“泰西论者谓五部洲中，以中国文字为最古，学中国文字为最难，亦谓语言文字之不相合也。”

然从历史看，中国文字“自虫鱼云鸟屡变其体，而后为隶书，为草书，余乌知夫他日者不又变一字体，为愈趋于简愈趋于便者乎？”

[89]甲午战败之后，卢戆章立刻指出，“日本欲与中国战，预备战具于二十年前”

，其中之“尤要者”

为学校、新闻纸、书库，“而此三大政之大原，则皆出于字”

。

平假名问世后，“凡习此切音字母者，不过数日，虽无师长，亦能自读自切。

故其男妇老幼，无不识字”

。

[90]

大规模留日运动开始后，日人中识字者之众，更给中国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其中一位指出：

教育最盛之国，乃至无一人不识字不读书，教育之界固若是其备也。

吾虽未得游欧美，而日见夫同种同文之邻国，凡车夫下女之属，服劳之暇，动率手一卷书，目数纸报，孜孜而不倦，如遇号外新闻尤莫不先睹之为快。

以车夫下女之卑，而勤求学问关心时局也犹若是！

[91]

这岂能不令中国学生羡慕？

类似的观察在当时比比皆是。

看起来，创制切音字的杨琼、李文治、朱文熊（1883—1961）等均是留日学生，自非偶然。

朱文熊表示，“日本以假名书俗语于书籍报章”

是其教育普及的根本原因，“而近更注意于言文一致，甚而有创废汉字及假名而用罗马拼音之议者。

举国学者，如醉如狂，以研究语言文字之改良，不遗余力”

。

他“受此刺激，不觉将数年来国文改良之思想，复萌于今日矣”

。

[92]王照虽非留学生，然自日本归国后就开始研制官话字母，字母的形体亦参照了假名。

吴汝纶也是听取了日人的建议，才开始注意到切音字的（参看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