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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文合一的文字观（第5页）

的力量，在政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宋代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再加上本来就有的对文字的神秘主义观点，社会上更发展出一套崇拜文字的礼俗和信仰，明清两代各地成立的大量“惜字会”

，就是其代表。

[114]这些事务虽然属于“子不语”

一类（唯操办者又多是儒生），但思绪与许慎的说法不无相通。

清代考据学建立在由古训通义理的思路上，与此类看法也不无相近。

阮元（1764—1849）就说：“古圣人造一字，必有一字之本义，本义最精确无弊。”

当然，他更强调声音的根基性：“古人造字，字出乎音、义，而义皆本乎音。”

按照这一逻辑，真正“精确无弊”

的应是音，而非字。

不过，正如钱穆所指出的，“开口出声说话之古”

实在“茫昧难寻，乃不得不降而稍下，求之于初造字之古”

，乃至“初见于《诗》、《书》之古”

，甚或“孔、孟之古”

。

然而这样推究的结果，反把周、召、孔、孟变成了“几个能解字的圣人而已”

。

[115]然则在阮氏心中，字能载道，可推而知，而这也正是他的《性命古训》所由作的基础。

唯切音字运动确是在向着“外国文字”

的方向走，故其所否定的恰恰乃是文字与道的密切关联。

马建忠就把这二者做了清晰的区分：“文以载道，而非道；文以明理，而非理；文者，所以循是而至于所止，而非所止也。”

[116]他并未否定“文以载道”

的结论，唯取向与传统的“道器合一”

不同，所注意者显然不是二者之“合”

而是二者之“分”

。

马建忠这里说的“文”

主要是文章，但切音字运动对于文字的看法也与此相类。

沈学云：“文字者，智器也，载古今言语心思者也。”

又云：“夫字，士人之利器，以逾[愈]利为逾[愈]妙。”

[117]林辂存也说：“字者，要重之器也。

器惟求适于用也。”

[118]其精神都是一样的。

假如文字的背后并无任何义理可言，而不过是人们彼此交流的工具，那么，正如帆桨易为汽船、轮轴易为汽车一样，文字随时而变，也是理所固然。

陈虬就表示：“若说寻常的道理，古人费了许多心思，造出文字，应该万代遵守呢！

后人灭了古人的迹，岂不是个大大的罪过么？不知文字如衣冠车船一般呢，原取便民适用合时为主。

现今吾们穿的戴的坐的驶的，那一件还是三代秦汉的老样子呢？何况文字！”

[119]这里的“何况”

二字最堪回味，比起“穿的戴的坐的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