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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文合一的文字观（第6页）

来，文字更不必“遵守”

古人，则其作为“器”

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了。

随着文字趋于器物化，惜字一类主张也随之坍塌。

高旭（1877—1925）提出，中国人“好为无益之事，惜字其一也”

。

惜字之说既“为中国六经之所不载”

，又“为外国学说之所未闻”

，而世人则“以为不如此则不能得科举也，不如此则恐将受天诛也。

脑印深深，牢不可去，久之又久，成为风俗。

虽有智者，不加深察，亦无从脱其范围”

。

但在高旭看来，此举之荒谬，实不堪一击：如以惜字为“式古训”

，“则**词谬说，兼收并取，未尝辨别是非”

；如以惜字为“尊创造”

，“则拉杂摧烧临风扬灰，安保不遭践踏”

。

重要的是，这里涉及一个有用无用的问题：“夫天下安有弃物哉。

以无用为有用则国家兴，以有用为无用则国家弊。

不特此也。

我以为无用，则人将起而用之矣，此亦天下之公例也。”

西人的著述以发明学说为用，影响社会甚巨，“文字收功日，全球虎跳时。

字之可宝可贵，孰有过于此哉”

。

而中国的文字，则“若断烂之朝报梦呓之八股，则吾方骂之恨之，抛弃惟恐或后”

，又有何可“惜”

？[120]

高旭提出，文字既可载高文典册，又能载“**词谬说”

，仅就形式言，实“未尝辨别是非”

，这是典型的“记号”

式的文字观。

他特别注意到惜字的行为和科举制度有关，是非常有见识的。

这篇文章写于1903年，其时科举尚未停止；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之后，惜字会之类的组织和行为也果然失去了原动力，不禁而自止了。

另外，他以“有用”

与否作为判别学问高下的标准，也是其时非常流行的一种观点。

事实上，既然文与道已经分离，则其是否还是“学”

也就不无疑义了。

民初一位作者就说，“我国昔日之学子，盖以文字为专门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