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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文合一的文字观（第7页）

，以至“多尚空虚之文”

，而“于实际毫无真确之应用”

。

其实，“文字为学子入手之方法，为各科学之媒介，非可以学问名之也”

。

当然，文字虽然不是学问，却是“普通人民应用之智识”

，应作为“必修科”

，唯以“清通能瞭释各科学足矣”

。

[121]这只是晚清以来众多崇实黜文的言论中的一篇而已，且其所谓“文字”

也是广义的，接近其时所说的“文学”

（包括了今日所谓“文字学”

）。

这里涉及中西学战中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时人已注意到，西学体系极为繁复，掌握起来也很耗费时力。

1902年，吴汝伦到日本考察教育时就表示：“吾国文字深邃，不能使妇孺通知”

，而“今学堂中均须研习外国公学，无暇讲求汉文”

。

[122]要学习格致一类更“实”

也更“公”

的学问，便不能耗费过多的时间在“虚”

而“私”

的汉文上，二者相竞，此消彼长，似已不能共存。

就此思路而言，文字也不可能再被当作“学问”

来看。

不过，一位基督教人士则认为，文字确是“载道、彰道之具”

：“道易忘，以文字记而载之；道难明，以文字解而彰之”

，岂不重要？但也正因如此，“文字自贵易明，不尚深奥。

如字奥文深，与言语相去甚远，则人不难于道理，而难于文字，欲明反昧，亦何贵乎有文字哉！”

中国人在这方面就很吃亏：“识字能文，动云十年工苦，且半生习学，转瞬遗忘。

人生几何，谁能终于习文习字而不执艺食力哉？是明知不学无术，亦徒望洋兴叹，而通经致用者寥寥无几也。”

他顺势表扬“近来各教会多以华文难使人人共晓，故各依方言，设叶音字，以取其明易”

，为“仁人君子之用心”

。

[123]这看起来虽与文道分离的思路相反，实际仍服务于力求简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