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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1页）

五、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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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语运动本以语言改革为旗号，却从文字改革的层面发端，颇具中国特色。

事实上，文字乃是华夏传统中最引以为豪的表征符号之一。

至迟在春秋时代，随着“王官之学”

下移民间，士人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力量兴起，意在“行远”

的文教便在非常实际的政治功能之外，具有了志在天下的文化象征含义。

自汉以后，朝廷以儒经取士，地方官在理论上亦以化导民俗为己任，其重要手段即兴学。

这些“循吏”

为后世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效法的样板。

因此，当18世纪的陈宏谋（1696—1771）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大力推广“教化”

的时候[163]，他不过是接续了一个悠远的传统而已。

生活在这种文化氛围里的中国人，不但通过“惜字会”

这样的实践活动表达对文字的尊重，更生活在一个由文字构成的社会中。

1907年，后来成为著名汉学家的阿列克谢耶夫（VasiliyMihaylovichAleksyev，1881—1951）——那时候还是一个学生——来到中国游历，他惊讶地发现，“在这里，人们不能忍受有哪一个空余的地方没有贴上对联”

，以致中国几乎成为“一个楹联的国度”

。

这些对联虽然“并非出自贫困家庭居民、店铺的主人或者大字不识一个的船夫之手，但他们对其表达的意思都很清楚。

重要的是这些经典语录受到了这些文盲或半文盲们的喜爱。

中国的文化积淀在这里表现得尤其明显”

。

[164]而在此前一年，日本哲学家宇野哲人（1875—1974）也在中国观察到类似现象，不由得感慨道：“中国不愧为是文字古国。”

[165]他们自山外看山，见出许多山中人习焉不察之事，颇堪重视。

不过，中国人所谓“教化”

主要还在于一套道德人伦与行为处事的标准，识字仅是其手段之一，更重要的还是作为四民之首的士人躬行践履的身教，以及宗法、习俗等一套有形无形的制度性文化的浸染。

因此才有陆九渊（1139—1193）的那句话：“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地做个人。”

[166]此说乃极言之，当然不是真的提倡不读书；但也可看出，在儒家价值系统中，相对于“做人”

，“识字”

终是第二义。

因此，比起“识字”

这一具体行为，“文字”

的象征意义及其所营造的文化氛围对于塑造普通中国人的心灵起的作用更重要：识文断字，就自动承担了一份道义责任；不认字者，也有见贤思齐的义务。

因此，对大多数中国民众来说，文字文化的影响主要还在价值取向上，而不是“技能”

层次上。

识字当然是受到鼓励的，但在人们的实际认知中，文字具有两面性，它既代表教化，也可能是对教化的颠覆——后者可以从对女子识字读书的态度上看出：女子教育在中国历来受到限制，宋元以后尤甚，到了清代，“女子无才便是德”

已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理论。

[167]而这种态度并不只是针对女性的，实际上，陈宏谋就不得不去面对一个质询：夷性本来狡猾，令其识字，是否“适足长奸”

？[1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