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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2页）

如是，中国传统社会对文字的态度其实非常复杂，甚至可以说有些暗昧。

文字来自圣人对宇宙秩序的省察，代表了优雅与秩序，同时也是行政与日常生活的必要运作手段；但对它的不当使用，又蕴含着一种失序的危险。

同样，在不读书的人们那里，文字既受到崇拜（因其与上流社会和官府联系紧密），也被看作一种技能（因其在日常生活中是有用的工具）。

从实用角度看，读写能力是不可缺的，但如果不是为了出仕进身，光耀门楣，却也不必沉迷，只需学得一些初步技能，满足基本需求即可。

可这也不等于说乡下人对文字是陌生的：哪怕完全不认字，他们也生活在一个文字组成的世界中，多少拥有一些和文字打交道的经验，这和一个“无文”

社会的情形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在传统社会中的实际运作，必须注意到“文字环境”

是怎样塑造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观念世界的。

在现代社会，萦绕着文字的这种双重性和暧昧性消失了，文字作为文明核心指标的观念被继承下来，并进一步得到深化。

康有为就将文字之有无视为人兽之别的标志。

[169]陈黻宸也说：人类的文明依存于文字的发明，“文明者，由文而明之谓也”

。

人种竞争中的劣败者并非败于其“种类”

，而是败于其“一字不识，一书不知，故虽有见闻，而无以推阐此见闻之具，虽有语言，而无以变化此语言之资”

。

[170]与此同时，阅读能力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建构道德、政治秩序的关键。

宋恕提出，讼师之所以难禁，皆因人民识字者太少。

[171]1910年，刘照藜和陶柟在陈请资政院要求推广切音字的说帖中说：“近有一等素不识字之人，往往听人愚弄，胁为匪类，扰害地方。

官长示谕而不知，父兄告戒而不听。”

[172]“素不识字”

四字，大有文章。

刘、陶二人绝非妄加揣测朝廷心事。

实际上，湖北总督瑞澂（1863—1915）确实认为，“小窃”

“流氓”

“痞棍”

“盗贼”

等，都是“不识字，不明理，遂至不能谋生”

之人。

[173]并且，对于大力谋求政治改革的人士来说，“国民”

的文化、道德和政治素质也非常令人担忧。

1910年，陕西的《丽泽随笔》发表一篇题为《识字学堂之紧要》的文章，乃直接对老百姓说法，除了以“出人头地”

为劝诱外，还特别强调：“现在国家立宪，把诸事要与我们百姓共的，地方自治，董事、议事二会，又要立的。

如此不识字的顽民愚民，岂能任你混堂三教。

这权不由绅士，不由官长，国家也是决不能宽纵你的。”

[174]

我们由此可以看出晚清以来中国人识字观念的几个重要变化：不识一字、堂堂做人的道理可能并未被放弃，但已不再是重点，相反，“文盲”

这样的字眼出现了，意味着不识字就等于头脑不健全。

1910年，直隶建昌县县令尹崇山在一次演讲中悲叹道：“当此列强环伺，世变方殷，目不识丁是一瞽人，识字而不能联缀成文又一哑人。

以瞽人、哑人竞生存于交通之世，其不堕入天演淘汰圈中者几希！”

[175]我们当然不可能要求他意识到，瞽人、哑人一类说法乃是污名化的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