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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3页）

实际上，这些表达方式至今仍存在于日常汉语中。

另外，传统社会的地方官虽有教化义务，而识字基本仍属私事。

但是，在现代社会，识字已成“国家”

事务的一部分：针对学龄儿童进行强迫教育的同时，在成人中开展各种识字运动、“扫盲”

运动，跨越了几次政权鼎革，始终是20世纪中国政府关注的要务。

不过，这里的一个关键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识字率有多高？罗友枝（EvelynSakakidaRawski）认为，若以“功能识字能力”

为准，不考虑地区、职业、财产差异，当时中国大致有30%～45%的男性和2%～10%的女性是识字的。

[176]伊维德（W.Idema）则认为，清代接受过一定形式的“学校教育”

（sg）的男性在35%左右，而真正从中“得利”

、可被称为“识字”

的，只有20%～25%；即使按照罗友枝所定的较低标准，也只有30%的人识字。

[177]李伯重等则对罗友枝表示支持。

[178]

其实，准确估算清代中国的识字率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这既是因为缺乏靠得住的系统普查，也是因为不同作者依据的数据和判断方法不免受到具体的时、地、人因素的影响，具有很大的偶然性。

同时，“识字”

的定义不同，结论当然有异。

[179]因此，更重要的恐怕是看时人怎么讲。

前面引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几位中国士人对于这个问题的评述。

尽管将他们的议论性语言换算成数据并不合理，但后者更为直观，亦不妨一试。

在这些对识字率的估算中，最高数据是康有为给出的20%；接下来是杨曼青的估计——12.5%；再接下来是宋恕和汤尔和的推测，都在1%上下；最低的是陈黻宸，据他的说法计算，中国的识字率最多只有0.25%。

此外，梁启超1896年、1897年两次谈及此问题，数字也都有变，第一次是不到20%，第二次是不到30%[180]，颇觉率尔。

其余形形色色的论说甚多，无须一一罗列。

很明显，这几位的估计简直可以说是天壤悬隔。

显然，他们虽是那个时代的观察者，但面临着和今天的学者一样的麻烦。

值得注意的倒是，康、梁师徒推测的数据最高，也不过与今日学者估计的下限持平；而多数论者的估计，简直惨不忍睹。

其实，更准确的理解，是将这些数据视作一个心理指数，通过它们来探察时人对此问题的焦虑感。

而这至少有部分是因为，识字率的概念与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取向具有高度的一致性[181]：一个历来以文字为傲的民族，识字率却远不如人，岂不使人羞愤难当？

切音字运动就是这种社会、思想、心理因素刺激的结果。

不过，这还不足以完全解释切音字运动的逻辑。

因为普及识字的方法不止一端，而且事实上，整个清末民国都有人在设想和实验不同的识字教育，那么有些人为什么要选择切音字的办法？要详细描写这个过程，又将是一部大书。

此处只能做个简要勾勒。

这些实验大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着眼于教学方法的革新，一类着眼于文字本身的革新。

后者又有三条道路：一是汉字改良，包括筛选常用字（如《平民千字课》）及各种汉字简化运动；二是汉语拼音化；三是注音识字，即利用拼音符号，作为识记汉字的辅助工具。

[182]在某种程度上，这条道路可以看成是对前两种方法的结合。

不过，在切音字运动刚刚兴起的时代，这三条道路，尤其是第二条和第三条道路之间，并没有明确界线，而切音字运动就同时存在向这两条道路分别发展的可能。

把它们勾连起来的关节点，就在于语言或声音。

正是言文一致的口号使其成为汉语拼音化，同时也是国语运动的起点。

但是，这两条道路之间虽然有明显的亲缘关系，却还是存在着一个根本的差异，那就是对汉字的态度：汉语拼音化是废弃汉字，注音识字则是为汉字提供一个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