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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4页）

前者是走向西化，后者则是保留本土特色。

随着切音字运动的开展，模棱两可的状态无法继续下去，势必要在其间做出选择。

实际上，虽然切音字运动者都认定拼音文字要更加先进，但对汉字也不无留恋。

1905年，卢戆章将著作呈送外务部，希望加以“考验”

。

其禀文中云：“夫汉字为我国国粹之源泉，一切文物之根本，在日本因袭既久，尚难一旦更张。

在我国累代相传，岂可反行废弃？特以字形繁重，施诸初等教育，实有劳而少功、博而寡要之患。”

别制切音字，“以与固有之象形字相辅而行，亦今日不得已之举也”

。

[183]既是“不得已”

，则只能是第二义。

这里当然可能有“应付”

官方的考虑，但细读相关文献就可以知道，切音字运动在批判汉字时调门虽高，可是的确没有提出废除汉字的号召。

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把他们的主张理解为汉字和切音字的共存。

不过，在西风劲吹之下，汉字的地位确实已经岌岌可危。

这里有一小小插曲，或许可以管中窥豹。

《盛世元音》在《时务报》刊出后，就有一位广东读者投书该报：“据贵报述沈君所云，《元音》能周通万国方言，兼赅文字，不禁有怀更切悬拟者。

譬以有人焉，未曾学习英文英语，一旦假就沈君所撰之《元音》文法使与英人语，吾恐英人或有通解其《元音》，而英人所操之英语，彼听者能释然会解于心乎？英人所写之文法函件，彼阅者能了然熟解意事乎？”

若果真如此，自己“宁典春衣游学，贻笑方家，亦所不计”

。

[184]沈书本为中国人拼切汉语所作，此君从中读到的却是轻松掌握英语的希望，真可谓南辕北辙。

然而，对大多数人来说，文字的说服力的确是以国力为转移的，又有何足异？说起来，切音字运动本身就不免于此。

曾经做过翰林院侍读学士的孙锵鸣（1817—1901）晚年曾有句云：“文字经艺本，所托体尤尊。”

[185]其婿宋恕在挽诗中介绍了此诗的背景：“野说横行废六书，标宗妄为段、严徒。

慨然思昔乾嘉盛，三复《说文统系图》。”

[186]因此，包括宋恕本人在内的切音字运动的主流虽并不主张甚至坚决反对“废六书”

，但沿着文字“工具化”

与“记号化”

的思路往下走，“废六书”

实已是水到渠成之论。

1908年，刘孟扬就宣称，自己所制音标字乃“横书左起”

，形式上采取“英文字体”

。

“如谓我国之字，不宜效仿人国以贻忘本之讥，岂知字也者，记号也，取其适用而已，无所谓人己之别”

[187]，将此逻辑和盘托出。

由此反观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他们在把文字加以“工具化”

的同时，其实心中仍有意无意地保留着一些传统的文字观念。

不过，整体而言，“废六书”

的危险显然在增加（详见第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