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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6页）

[12]宋恕：《六字课斋卑议（初稿）》《六字课斋卑议（印本）》，见《宋恕集》上册，16、1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13]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见《康有为全集》第2集，4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14]孙延钊：《瑞安五黄先生系年合谱》，见《孙延钊集》，304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

黄绍第此说其实是“想当然耳”

。

英国的识字率在西方国家中长期以来并不很高。

19世纪晚期，西方国家的工厂在有些农村地区招工，仍不得不降低识字标准。

（G.KitsonClark，TheMakingland，Le，1991，p.140.）根据霍布斯鲍姆提供的一个表格，1850年的英国还属于“中度不识字率”

（mediumilliteracy，不识字者为国民总数的30%～50%）国家，而同一时期的丹麦等国只有不到30%的人是文盲；不过，其文盲人数也的确是在稳步下降，到了1913年，英国就已经跃升为“低度不识字率”

（lowilliteracy，不识字者不足10%）国家。

（E.J.Hobsbaire，1875—1914，London，Weidenfled＆Ni，1987，p.345.中译本删去了这个表格。

）其实，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在1885年出版的《佐治刍言》中就已经说过：“英国固自称为文教之邦者，然观其国中之事，每与文教不能相符，尚介于半文半野之间。

盖其民之不读书、不能文者甚多，即其识见聪明亦未必即出野人之上。”

（傅兰雅：《佐治刍言》，9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

）当然，黄绍第即使读过此书，恐怕也没有留意这段话。

[15]陈黻宸：《经术大同说》，见《陈黻宸集》上册，552～553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6]杨曼青：《看画报之益》，见《旧京醒世画报》第12期，1909年12月13日，11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年影印本。

[17]汤尔和（汤调鼎）：《公教育说》，载《新世界学报》壬寅年第1期，1902年9月2日，113页。

[18]刘光蕡：《改设学堂私议》，见《刘光蕡集》，637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15。

[19]佚名：《沧州高等小学堂内教授官话字母现已毕业请批示立案禀并批》，载《直隶教育杂志》第1年第13期，1905年9月29日，14页。

[20]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2页。

[21]苏易：《书同邑卢君切音字书后》，见《万国公报》第84册，1896年1月，15752页。

[22]沈学：《盛世元音》，5页。

[23]汪荣宝、赵炳麟、劳乃宣：《“简字研究会”

启并章程》，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11页。

[24]“格致书院壬寅十二月课题（壬寅十二月一日）”

，转引自李叔同：《李叔同和上海格致书院征答题》，见《李叔同集》，13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25]佚名：《论宜增造华文》，载《大公报》，1905年9月16日，第2页。

[26]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3～4页。

[27]蔡锡勇：《传音快字》，2～3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据光绪三十一年湖北官书局本）。

蔡锡勇在洋务运动中甚为活跃。

他不仅是切音字运动的参加者，也被认为是最早在中国介绍“西方借贷复式簿记”

的人。

（有关情况参见王建忠：《蔡锡勇的〈连环帐谱〉》，载《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30～36页。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现代知识的专业界限尚未建立起来，而百业待兴，一个人发展的面向是可以非常多元的。

“切音字”

和“记账法”

这些看起来毫不相干的领域，集中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展示出那一时期各种西学知识的关系较后来更为亲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