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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余论（第7页）

它们是成长中的“一家眷属”

，尚未到“分家”

之时。

[28]佚名：《开通民智的三要策》，载《大公报》，1904年3月26日，第4页。

[29]沈学（原文未署名）：《沈子新字书自叙》，见《知新报》第66期，1898年9月26日，912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30]陈虬：《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见《新字瓯文七音铎》，10～1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影印本（据1903年温州利济丛书）。

关于陈虬与切音字运动，参见温端政：《陈虬和他的〈新字瓯文〉——纪念陈虬逝世六十周年》，载《文字改革》1963年第Z1期，32～34页。

[31]陈虬：《论学堂报馆须相辅而行》，见刘时觉主编：《温州近代医书集成》（上），246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32]孙金铭：《绪言》，见田廷俊：《拼音代字诀》，24～25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33]刘照藜、陶柟：《陈请资政院推行官话简字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3页。

[34]陈虬：《新字瓯文七音铎》，1页。

[35]杨琼：《杨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影印本（据1905年日本东京云南留学生编辑社本）。

[36]陆费逵：《普通教育当采用俗体字》，载《教育杂志》第1年第1期，1909年2月15日，1页。

[37]江谦：《质问学部分年筹办国语教育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第116页。

[38]卢戆章：《中国第一快切音新字原序》，见《一目了然初阶》，3页。

[39]卢戆章：《四续变通推原说》，见《万国公报》第85册，1896年2月，15814页。

[40]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小航文存》，1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影印本。

后来他将这句话改为“能言之年即为通文之年”

（王照：《官话合声字母原序》，见《官话合声字母》，1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据北京拼音官话书报社1906年版影印），对切音字的价值估计更高。

按：《官话合声字母原序》有两个不同版本，一收《小航文存》，一收《官话合声字母》，《清末文字改革文集》则两文皆收。

[41]劳乃宣：《重订合声简字谱》，见《简字谱录》，67页，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影印本。

[42]佚名：《论言文合一与普及教育之关系》，载《时报》，1906年3月10日，第1版。

[43]一个可以作为对照的例子是，聂鸿音教授指出，历史上汉字系统中笔画最为烦冗的西夏文在某些地区一直沿用到明代，而20世纪50年代由语言学家为十几个少数民族设计的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尽管是以政府之力推行的，却在20多年之后就被人遗忘了。

可见，“在文字的使用和推广方面，文字本身笔画的多少并不是决定的因素”

。

参见聂鸿音：《从文字发展史看汉字的现状与前途》，载《语文建设》1993年第5期，13～14页。

[44]杨琼：《杨序》，见杨琼、李文治：《形声通》，1～2页。

[45]程先甲等：《陈请资政院提议变通学部筹备清单官话传习所办法用简字教授官话说帖》，见文字改革出版社（实为倪海曙）编：《清末文字改革文集》，130页。

[46]平田昌司：《文化制度和汉语史》，283页。

马建忠文亦转引自此。

[47]王炳耀：《拼音字谱》，23～25页。

事实上，电报的采用对中国语文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晚清时候已经出现文风质朴、简洁的“电牍”

文体。

详论参见孙藜：《晚清电报及其传播观念（1860—1911）》，72～73页，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48]吴樵致汪康年，见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464、48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9]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2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

[50]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恽文捷、郝田虎译，2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51]马森（MaryGertrudeMason）就说：“汉语一直被人们认为是最难学的一门语言。”

但他同时指出，也有个别人表达了完全相反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