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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造就国民（第9页）

劳氏对前次提案加以变通，提出两个办法：一是在简易识字学塾内附设切音简字一科以推广之；二是“变通地方自治选民资格”

，允许“能识此简字者一体准为地方自治选民”

。

如是，“不待两年，可使天下各州县阖境之人，无不识字；而人生当明之伦理、应用之知识，亦皆无不通晓。

其时地方自治选民资格到处皆易得人，全国自治自可依限成立”

。

[22]

这些讨论均围绕着切音字对于迅速提升选民资格的作用展开。

尽管当时大多数人所说的“国民”

并不完全等于立宪章程中的“选民”

，而是要更为广泛，并不限于“二十五岁”

以上的识字男子，但“选民”

仍在相当部分上与“国民”

的核心部分相重合。

1910年，直隶提学司催促各属从速建立简易识字学塾时说，“本年十月初三日钦奉谕旨，宣统五年准开国会，实行立宪政体。

惟是宪政之本在国民有普通智识，能读书识字方合国民资格”

[23]，就直接把“选民”

与“国民”

的概念重叠了起来。

因此，劳乃宣围绕着切音字和预备立宪关系的讨论仍集中于造就下层社会这一目标上。

另外，预备立宪对选民资格的强调也在事实上强化了切音字的正当性，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

如前所述，1906年，国内就正式出版了10部切音字方案，而此后的1908年、1909年，又各有4部方案问世，首尾与预备立宪的提出及学部确定“简易识字”

政策在时间上正好吻合，绝非偶然。

1908年，《直隶教育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就注意到：“简易识字学塾，列入九年豫备之内，本年即为编辑简易识字课本之期。

数月之内，呈进《简字谱录》者有人，呈进通字者有人，条陈简字办法者有人，其他各报纸论及兹事者尤夥。”

[24]

与此同时，“无师自通”

四字也在切音字运动的著作中频频出现。

1906年，卢戆章推出《中国字母北京切音教科书》，在扉页注明：“阁下倘欲自己与父母兄弟姊妹妻妾子女亲戚朋友佣人以及四万万同胞念，日后则能无师自读各种切音书籍，兼能写信记账，又能无师自识汉字者，须读本土切音教科书籍。”

1908年，刘孟扬出版《中国音标字书》，同样在扉页上标出“无师自通”

四字。

次年刘世恩《音韵记号》一书也号称“无师自通，兼识汉字”

。

[25]而在此之前，在封面或扉页上以此为号召的仅有力捷三1902年出版的《无师自通切音官话字书》。

这四个字的号召力随着预备立宪对选民资格要求的迫切程度的加深而日益提升。

换言之，虽然政府明确规定选民须掌握汉字，仍有人像劳乃宣一样希望使切音字也能搭上这趟顺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