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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存国粹与切音字运动（第3页）

当然，在现实中，中国已经落后，故必须向西方学习，而有了切音字，学起来就要便捷许多。

但这引起了另一个问题：若“为富强计”

，自可“一切效法泰西，用洋文者洋文，汉文者汉文可也”

，何“另创新字”

为？沈学云，此中理由有二。

首先，西洋文字众多，“生为华人，欲兼数国语文，须白尚在塾中”

，耗费日时，较之只学汉文尤巨，更谈不上能“精一艺”

了。

其次，“余恐中国风气一变，劳逸之心生，利弊之见明，以洋文较汉文，写读之易，利用之大，不百年，读汉文者无矣。

国中一有变更，将弃如敝屣。

如此，则富强未得，中国之方音灭矣，中国之文字废矣。

上以埃及巴西为鉴，下以印度日本为鉴。

千古之精英尽矣，良可叹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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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学一面表示汉文不如西文，而欲求富强，也必须向西方学习，一面又担心若任由文字自由竞争，汉字必会失败，而文化传统就此中绝。

这样，汉字既“有不得不变之势，又有不能遽变之情”

，陷于前后失据之境。

沈学进退两难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值得深味。

尤应注意的是，他举出的前车之鉴，除了埃及、印度这样的国家，还有当时正被中国人羡慕的日本，且他也表扬过日本“借本国切音字，翻译泰西富强书”

而“自强”

，足为中国的榜样，因此，这里应是他针对明治时期的“全盘西化”

政策而发，更可看出他对国粹一旦而没的担忧。

可见沈学虽然中文水平不够（参看第一章），对文化传统的认同却非常强烈。

这一认同成为保存汉字的依据，也为切音字提供了一个新功能：作为沟通“不得不变”

与“不能遽变”

的中介，切音字不但不会危及旧有文字的地位，且正有利于它的保存。

对汉字的矛盾心态实际上存在于不少人的心中。

庚子年以后，保存国粹思潮风行一时，这种困窘就表现得更为明显。

例如，马体乾认为：“文字之为器于国民，犹斧斤之于工师。

贵易举，不贵繁重。

其为不可少于人类，犹宫室衣服菽粟水火，恶其缺陋而不厌其简朴。”

而“六书文字，难于辨，难于记，难于解，难于用；辞难通，音难同，书难音，字难工”

，推其所至，“桎梏理想，锢闭文明，若不及早采用字母以辅之畅流而广行之，蒙恐土崩沙散之势已成”

。

如此，汉字积弊几欲亡国，废之可矣。

但同时他又强调，他所发明的“串音字”

，不过是汉字的助手，“意在补□六书，普及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