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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存国粹与切音字运动（第5页）

然而，若中国之为中国，正因其为“有文章之华国”

的话，则推行切音字的结果很可能是识字率提升，中国文化却不见了。

汪立元就对卢文甚是不满，在给汪康年的信中说：“方今洋务阻挠者固众，然亦有一种浮薄之徒推崇太甚，竟将中国法制，无论善否，一概抹倒，近于弃圣忘本，似更不可不辨。”

卢戆章“论切音字可助汉文，其大意不过欲人兼学切音字，借以通彼此之情”

，立意不错，然“何必过贬汉文，恣情排斥。

至谓吾国经、史、子、集之精微深奥，且赖切音字以解明，诚如其言，则吾国儒教几于澌灭。

彼泰西人士犹知讲习古拉丁、希腊文字，不忘其本，奈何以堂堂数千载文教之邦，反致不如彼族，岂不可耻”

。

他是绩学之士，与卢戆章这种科场失败者的感受完全不同，根本认为“汉文之美备，与爱皮西提本不可同年而语”

。

汪立元当然也承认开启民智的重要，因而主张“以汉文为主，西文辅之”

，以求“本末兼赅，知己知彼”

。

他特别提醒主持《时务报》的汪康年：“现在风气粗开，正宜不抗不卑，因势利导，或易为力。

若此等议论，必致触怒众情，转贻口实。”

[44]

汪立元列举出的西人存古之例是其时变法人士所共知者。

梁启超即曾试图运用这一例证协调切音字和古学的关系：“天下之事理二。

一曰质，二曰文。

文者美观而不适用，质者适用而不美观。

中国文字畸于形，宜于通人博士，笺注词章，文家言也；外国文字畸于声，宜于妇人孺子，日用饮食，质家言也。

二端对待，不能相非，不能相胜，天之道也。”

可是，中国“自秦汉以后”

，文言悬隔，至其“文字能达于上，不能逮于下”

。

西人在这方面就做得较好，“既有希腊拉丁之字，可以稽古，以待上才；复有英、法、德各国方音，可以通今，以逮下学”

。

如果他们当初像中国人一样一味好古，“徒用希、拉古字而不济以今之方音”

，则其“识字读书者之多，亦未必有以加于中国也”

。

从这个意义上看，切音字功莫大焉，从此中国文字“于文、质两统可不偏废，文与言合，而读书识字之智民可以日多矣”

。

[45]

这实际上是一种汉字和切音字并行的“文字双轨制”

方案。

它既解决了下层社会的识字问题，又照顾了上层社会的“稽古”

之思，在切音字运动中被广为接受。

[46]何凤华等人提出的“教少数人之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