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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保存国粹与切音字运动（第6页）

和“教多数人之教育”

、劳乃宣提出的“造人才”

与“开民智”

、马体乾提出的“识其深”

与“识其浅”

，均出于同一思路。

1905年，赞同推行切音字的陆费逵也表示，宜将文字“判为二种”

：

其在小学则多用字母，酌夹汉字，而汉字之旁，仍注字母，以便记忆。

将来社会日用文字准之，则辨认书写，便利倍蓰，识字之人必多，而字之为用亦必宏矣。

至中学以上，文宜仍旧，而于生字之旁（小学校未习者），亦注字母，以便诵习。

将来高尚文学决不致以字母而失昔日之粹，是殆一举而两得者乎？[47]

《南洋日日官报》的编者也借一位在江宁推广切音字的“来客”

之口提出，绝不能因“吾国既有拼音语文”

，而谓“吾中文艰深涩奥之文字固可稍从缓置之”

，盖西人“固不废希腊罗马拉丁文字”

也。

他强调：“我之提倡拼音，为愚而不能学者计也。

其天资稍高者，固仍授以中国书、经籍、楷法，崇其阶级，使为表率。”

这样，“才人学人当无不知书楷韵学，中材以下之人乃不妨仅用拼音”

，可使“上下交资，体用兼备，名理不至有弃遗，情谊不至有隔膜”

。

[48]如此，则文字双轨制不仅可以解决保存国粹和普及教育的两难，且因大家均能识字而有助于破除社会阶层的隔膜，达到合群之效。

这种“稽古”

与“通今”

得兼的做法，在同样追求“言文合一”

的清末白话文运动中也不乏欣赏者。

办过白话报的刘师培指出：

昔欧洲十六世纪，教育家达泰氏（今通译但丁——笔者注）以本国语言用于文学，而国民教育以兴。

盖文言合一，则识字者日益多。

以通俗之文，推行书报，凡世之稍识字者，皆可家置一编，以助觉民之用。

此诚近今中国之急务也。

然古代文词，岂宜骤废？故近日文词，宜区二派：一修俗语，以启瀹齐民；一用古文，以保存国学。

庶前贤矩范，赖以仅存。

[49]

其面临的问题和提出的解决方案与梁启超大致相仿。

不过，关于如何处置这两种教育的比重，梁启超、陆费逵和其他人的认识有一些程度上的差异。

梁氏对于文、质二统的态度是强调它们相互对待，不可偏废，希望收到“稽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