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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字不简（第4页）

和“简字字母”

的人们仍把社会分为“不妨仍旧吃肉”

的“我们”

和“不配吃肉”

只能啃啃“骨头”

的“他们”

。

[58]在有意识的层面，此一指责或不免冤枉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他们未必不是真心要帮助民众。

同时，中国本有允许以至鼓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的传统，“我们”

和“他们”

的区分并不固定。

但胡适此言也确实敏锐地抓到了清末士人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下流社会”

不得不成为被启蒙的对象，启蒙者自然要由“上流社会”

中的人担当。

这样，“少数人”

仍居于“多数人”

之上。

切音字运动诸子的精英意识不可避免地在这一运动中有所显露。

除了自居为启蒙者之外，他们讨论的重心自始就放在普及识字对国家富强的意义上，而很少提及识字对于识字者本人有何助益（也有，但极少）。

我们多次征引过的陈虬的《新字瓯文学堂开学演说》通篇纯用口语，显然是有意识地对下层说法，而所谈仍不及民众本身的生活。

如果民众真的并无爱国心，这一宣传策略岂非南辕北辙？切音字运动者均是以国事为己任的读书人，而此运动的直接动力就来自他们对国家富强的探索，故他们虽在理论上认可民众乃国家的主体，事实上对“国”

的关注却远远超过对“民”

的关注。

另外，在清季十余年出现的30多套切音字方案中，没有任何一种获得举国公认的地位（王照方案及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劳乃宣方案最为流行，而仍不能“一统江湖”

）。

这固然是因为每一种方案都难免有缺陷，亦和官方的支持等因素有关，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切音字创制者们那彼此不服输的精英心态作祟。

刘孟扬说，自己在“庚子之秋”

开始用英文字母编造中国音标字，未成，“易而为形似日本字母之新字”

，但与同样采用汉字偏旁的王照方案“亦迥不相同”

。

刊行将半，见到江亢虎“用英字造成通字，又触动旧兴，以为人既能造，讵我独否？故又取原编未成之旧稿，重加研究”

，所成与江氏有同有异，唯“期取用利便，既不敢立异，亦不肯苟同”

。

[59]虽自称“不敢立异”

，但“人既能造，讵我独否”

一语，已生动透露出其动机所在。

其时已醉心于“万国新语”

的吴稚晖讥笑切音字运动者们“忘其苟简之术，不足为别于文字之间，故离旧文字而独立，歆于作苍颉第二，遂失信用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