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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字不简（第5页）

[60]，语虽刻薄，实亦不无所见。

但问题是，并非任何人都可成为“苍颉第二”

。

《时务报》发表沈学的文章后，屠寄（1856—1921）就在给汪康年的信中建议“贵报选择文录尤宜谨严”

，他举出的负面例子，就是《盛世元音》：“文既鄙俚，字又杜撰，沈学何人，足当同书考文之任？而贵报录之连篇累牍，甚无谓也。”

[61]1897年，蔡元培读过宋育仁的《采风记》后，特别赏其“欲因中国籀篆择定简易文字，成中西复古同文之盛，闳约深美，非沈学辈所知”

[62]。

屠寄可能对切音字本身就没什么好感，蔡元培则是亲与其役者，二人却异口同声，怀疑沈学是否有资质当此重任，特别能说明一些自居文化正统之士对于沈学这样较早涉入切音字运动的文化边缘者的轻视。

[63]

卢戆章也是被正统读书人所看不起的。

1906年，学部就卢戆章呈送的《中国切音新字》一书所作批文，挑出若干不合音韵学原理之处，特别指出：“今欲造中国切音字母以济象形文字之穷”

，必须考求中国古来三十六声母和四类韵母，“参酌古今韵书”

，确定若干标准声母和韵母。

声韵既定，字母形体乃是小事，可仿日本假名，甚至是罗马字母，再“依《玉篇》、《广韵》等书所注之反切，逐字配合”

方可。

[64]1908年，章太炎更把当时的各类切音字方案一笔扫倒，谓其“既于韵学芒无所了，又复自守乡土，不遍方音”

，不足“袭用”

。

[65]

制造切音字本需深厚的小学底子，蔡元培等看不起沈学这类“洋学生”

，也并不奇怪。

1906年《中外日报》发表的一篇来稿也表示：

改良旧有之字，乃至大至难之事业，非精通小学与西国语言学者，恐未易从事焉。

西人欲于一字之中，改一字母，无不考其字原，出之郑重。

学校中注重希腊、拉丁文，高等小学中即讲求本国文字之本原及沿革。

彼之希腊、拉丁文，犹我之小学也。

盖文字虽为一种记号，然经古来才智之人创造之、改革之，通行已数千年之久，书写有亿兆人之众，决不容指旧有之字为繁难，而率尔变易之也。

[66]

说的是精通小学与西国语言学，但看下面的论述，主要指的还是本国小学。

小学本是清代显学，读书人多多少少都有点训练，然其时已被认为无用而呈现出衰落之相。

其时切音字运动则为读书人提供了一个把自己极熟悉的知识与国家富强这一时代大目标结合起来的途径，故对那些古学深湛或自认深湛的学者尤具吸引力。

《新编简字特别课本》的作者沈韶和说：“曩读报章，尝见有简字学堂之议，初未经意也。”

后读劳乃宣书，“一再寻绎，深悟其得简易之途，洵为当今启迪捷法。

继玩其所定字母韵目，各简笔之字间有相浑于常用之字，且为母至六十余，不免复叠，似犹未臻简之极点；而韵目仅十八，似又太简。

因忆少时曾从事于音韵之学，窃有心得”

，加之友人怂恿，故另编一套课本。

[67]沈氏对切音字事业本来并未经意，自述中更几乎完全视此为音韵学的商讨，其意向可知。

清代学术传统对切音字运动的推动作用不容小视，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切音字运动的精英意识。

就对此运动的影响力而言，王照、劳乃宣等可谓后来居上，章太炎的方案更成为后来民国时期国音字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