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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字不简（第6页）

其中虽有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他们及其支持者的社会和文化地位无疑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事实上，这一运动的最早倡导者卢戆章始终只具有一些地方性的影响，沈学因有《时务报》的推送，名气稍大，但在上层读书人加入切音字运动后，也迅速被边缘化了（身为传教士的王炳耀则几乎很少为人所注意）。

随着切音字运动参与者“社会成分”

的变化，以及保存国粹的观念在朝野中得到广泛认同，国粹主义对切音字运动的压力也在增大。

劳乃宣是后期切音字运动的主要辩护人，曾就此主题多次做过阐发。

1908年，他在进呈《简字谱录》的奏折中指出：“中国六书之旨，广大精微，万古不能磨灭。

简字仅足为粗浅之用，其精深之义，仍非用汉文不可。

简字之于汉文，但能并行不悖，断不能稍有所妨。

日本蒙学先习假名，文理渐进，渐增汉字，其高深之学，则全用汉字，不杂假名，是其明证。”

[68]次年，劳氏上折请于简易识字学塾内附设简字科，又云：“简字有声无义，仅足以代口语。

义理之精微，经史之渊雅，仍非汉字不可，简字万不足以夺之。”

简字科乃是附设，“与汉字正课并行不悖，两不相妨”

。

他认为，教授汉字，最多不过“能令百人中五人识字，而此附属之课，能令不识汉字之九十五人皆识简字，则百人皆识字矣”

；“若专学简字之人，能兼识汉字数百数十，则更为有用，亦可量其资质，酌加教授”

。

且“以简字注汉字之音，则汉字亦易识矣”

。

总而言之，“简字非特无妨汉字，且可补助汉字，为识汉字之门径也”

。

[69]

若汉字的识字率只能达到5%，切音字可达到95%，则“正课”

与“附属之课”

岂非应该颠倒过来？显然，劳乃宣对切音字在提升识字率方面的作用的信心并没有被批评者打垮，而他的辩护也被其同志认为非常成功。

1910年，一批京官上书资政院，请求颁行官话简字，虽然推出的是王照的方案，但文中直接、间接引用了不少劳乃宣奏折中的话，表明他们对劳氏意见的认同，比如，“或谓汉文为中国国粹，此字盛行，恐汉文因而渐废，非所以葆存古义。

是以学部审慎，迟徊不敢轻议。

不知汉字有形、有声、有义，至精至博，亘古常新，万无磨灭之理。

日本之有假名，已千余年，至今汉字盛行，毫无妨损，其明证也”

[70]。

不过，这几份文献所持的辩解姿态也清楚表明，来自国粹主义立场的批评也是不可忽视的。

事实上，劳乃宣也确实相信六书精微、不可磨灭。

在为简字做辩护的时候，他反复强调简字粗浅，不足以进高深，故根本不可能危及汉字。

与之持相似论点的还有郑东湖：

难之者曰：使切音字一旦实行，则举国人士必目击汉字之烦难，不如切音字之简易，将舍重就轻，皆趋尚于切音字，而汉字转为湮没，则于汉学前途大有妨碍，得一失一，亦何足通贵？噫！

是直以管窥天，以蠡测海之见耳。

试征诸日本。

千百年来汉字以[与]假名并用，无可轻重之分；延至今日，汉字亦依然用之，尚无淘汰之举。

彼为外人，尚推重汉字如此，况汉字乃吾国固有之字，且吾国民好古之心甚富，亦曷尝不思保存国粹，转因切音字之进行而为汉字之妨碍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