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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简字不简（第10页）

需求的，而切音字可以。

这和劳乃宣、江谦的思考方向显然不同。

实际上，通过这番辨析，这份说帖区分出了文字的两种功能：一是日常交流的工具，一是求知和思考的工具。

他们的意思是：对于一个现代“国民”

来说，只有前者是不够的。

直隶拼音教育会的说帖是站在社会下层立场上发言，劳乃宣、江谦的意图则是为了争取社会上层的欣赏。

但他们都强调切音字“向上”

的一面，正说明当时士大夫中确有鄙陋切音字的势力。

劳、江两位的策略是，一旦与“等韵”

结合起来，切音字就立刻变得出身不凡，自然容易获得士大夫的同情。

1910年，劳乃宣和汪荣宝（1878—1933）、赵炳麟联合发起“简字研究会”

，便是希望以此打动更多读书人：“简字之法，以母、韵、声为体，以反切为用。

读书之人，本明等韵者，一目了然；未谙等韵而能知反切者，数刻而解；未习反切而能辨四声者，极迟数日无不晓者。

捐俄顷之心力，即足为拯全国蚩蚩之用，吾知必为贤士大夫负先知先觉之任者所乐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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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切音字与国粹就成为相互照应的关系：切音字有助于国粹的发扬，古学又为切音字提供了“正名”

作用，彼此契合，相当圆满。

应该指出的是，我们绝不能把劳乃宣等人的这些话仅仅看作宣传策略。

首先，从学理来看，这些说法确有事实依据。

其次，从社会意义上看，这个思路也和他们的士大夫习性分不开。

事实上，随着切音字运动的主导权从文化边缘人转到上层读书人手中（参看第一章），它也就多多少少地染上了士大夫的品味。

马体乾曾表达过对此前各种切音字方案命名的不满：“国音音素字母，我侪于此既有特别之研究，而所研得者必皆特别之发明，于是乎亦应有特别之名称以表显之。

此等名称平顺浅易者固属大佳，而确切雅驯尤为主要。

是非立清晰详密之界辞出不可，否则言不顺，事不成，而欲求得良好之结果难矣。”

[80]其实，他给自己的方案定名为“串音字”

，恐怕就没有什么“雅驯”

可言。

不过重要的是，他在向“确切雅驯”

的方向努力，而且认为那比“平顺浅易”

更重要，不能不说是士人积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