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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2页）

但他强调，这不应归咎于“华文难识”

，而是系于“教育之兴废”

。

[84]换句话说，普及识字，应从教育方法上着手，与文字性质毫无关系。

反过来，也有人站在教育普及的立场对国粹主义加以批评。

1910年8月《申报》上的一篇时评就抱怨，在中国教育思想中，“国粹主义”

占了上风，严重干扰了“常识主义”

的思路：“一国自强之源泉基于教育，而教育之良窳又视乎高初两等小学之进退以为标准。

此各国通例所以汲汲于人民之常识也。”

中国却相反，“有国粹主义而无常识主义”

。

以国粹主义为教育指导思想，结果是“多一次改良即加一番严重之保守，取六七八岁之童子，而使之刻意于圣经贤传，无怪人民之常识有日退而无日进也”

。

[85]这里针对的是“读经”

课，而它所展现出来的思路不免将保存国粹与普及教育放在了对阵双方。

有意思的是，这两种不无紧张的观念同时存在于不少人的头脑中。

《时报》上一篇文章就指出：“中国教育之所以难于普及者，虽原因复杂，条绪万千，然就其要者言之，则语言文字实为发达进步之一大阻力焉。”

汉字“字形繁琐，难于辨别”

，加以“文法艰深，苦于求通”

，一般民众“可以出之于口者，不能应之于手”

，识字自然不易。

该文作者提出：“语言文字者，一国精神之所寄。

必出之浅显，便于记诵，然后可以节省脑力，而收事半功倍之效也。”

把语言文字视为一国精神所在，是国粹主义的常言；但文章主旨却是要强调汉字艰深，必须革新。

作者并未明言其所谓“语言文字”

与“国家精神”

之间的关系是固有的抑或可以再造，如是后者，则新文字造成新精神，问题不大。

不过作者在后文明言：“语言文字贵乎由浅入深。

小学以讲习平常切用之语言文字为先，所谓实用主义也。

至于中学以上，则另立文学一科，专以高雅之古文词授之，所谓保存国粹主义也。”

[86]如是，其所谓“一国精神”

大抵仍是固有者。

如此，改革文字岂非将此“精神”

也随之革掉？

有意思的是，该文作者在文末进一步补充道：“实用主义与国粹主义二者，似相冲突，而苟折衷至当，无所偏失，则于教育之本旨，岂有悖哉？所愿当世之教育家，斟酌而行之。”

显然，该作者自己也感到了二者的紧张，遂又欲回到双轨制的方案以做调和。

实际上，由于文字双轨制的中和立场，其确实获得了更多人的赞同，不过其中也还有侧重点的差异。

一般而言，大多数切音字运动者多少都受到过士大夫的训练，并不反对甚至根本就是国粹主义的拥护者，面对国粹主义的进攻，往往处在守势，一面强调切音字只是汉字的补充，一面竭力挖掘二者的逻辑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