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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3页）

另如沈学等人，既坚信汉字在文字进化序列中等级甚低，故不能自我保存，但又忧惧“千古之精英”

一旦沉沦，不免如埃及、印度一样，而埃及、印度之事正是国粹主义者论证“亡人国者先灭其语言文字”

时常举的例证，亦可见双方的思想资源之重叠错出。

不过，文字双轨制本身也导致了一些新的问题。

1906年3月，有朋友向学部主事许宝蘅（1875—1961）介绍说：“近日某人新著减字法，仿东西各国以字母拼音，现已有专门教授此种字学。

将来识字简易，可望人皆识字云云。”

这位朋友所说的“减字”

即劳乃宣日日萦怀的“简字”

，当时直隶、江宁均在推广，已颇有影响，而许氏浑然不知，可知其平时确未留意。

闻听此言，许宝蘅“意不甚谓然”

。

他认为，“字学惟中国最精，若用减字法教授国民，则将来国文必致澌灭。

所有书籍皆当改用减字本，既甚繁重，而古书将无人能读。

若书籍仍从古字，而识字则从减法，是又多费一重时光，似未尽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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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许宝蘅再次在日记中谈及此一问题：“玉初（劳乃宣字——笔者注）来谈。

玉初在江南创办简字学堂，以谋下等社会人识字之利益，著有《宁音简字》、《苏音简字》等篇，并以都质夫所作《简字利弊说》见示。”

许氏此时对简字的了解已较前丰富，但他仍然固执己见：“余于此事窃不谓然。

玉初谓，国文者锦绣膏粱也，简字者布帛菽粟也，二者必不能偏废。

质夫之说以为非广行简字不能谋教育之普及，其言甚辩。

余谓地球上，无论何国，决无一国之中并行两种文字者，此中是非殊难解决。”

不过，许氏的态度已较前软化，对切音字运动产生了部分同情。

可是他仍旧担心“一国之中并行两种文字”

会带来大麻烦，至少会使学者“多费一重时光”

——对于切音字运动追求的“易简”

目标来说，这无异于一个大大的讽刺。

《直隶教育杂志》在同一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也注意到类似的问题。

文章作者提出，从“世界学术之大势”

来看，汉字迟早必废。

“然在今日则诚有未易言者。

盖欲知新字之可以推行与否，必先审汉字之可以并立与否。

今日欲废汉字，此为事实上必不可能之事，而并立焉，世界各国无此例也。

各国之字，自为一种，无两种并用者。

其有不废拉丁罗马等文者，则考古及专门学家为之，不作国民教育用也。”

日本字“夹用”

和汉，“其字体则厘然二种”

，而“应用则融为一贯，故能行之而不悖”

，但也已是“积重难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