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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即各处之母音,拼各处之子音,盖一如田子所著,无不相符。”
[85]段氏这里认为方音方案同样可以适于他处,和劳乃宣等人的意见是一样的,唯他并未进一步论及是否要学官话的问题。
这样,在劳乃宣看来,《中外日报》所云实是杞忧:“盖所虑于增撰字母,因而语文愈加分裂者,恐所增之谱与原谱不能相通也。
今有增无减,将北音全谱包括于中,相通而不相悖,不必强南以就北,自能引南以归北矣。”
他还指出:日本国语统一之所以能够迅速完成,亦正因其“当语言未统一时,有五十假名”
也。
劳乃宣表示,自己新定之谱,尚未包括闽广之音,“他日当乞诸闽、广人相与讲求而增之,以期包括吾华通国诸方之音,庶几易收统一之效”
。
他强调,“鄙人增益母、韵之意,在以土音为简易之阶,以官音为统一之的。
增益愈多,包括愈广,统一愈全”
,故“随地增撰母、韵、声音,非特无损于同文之治,且有益于同文之治也”
。
[86]这样,《中外日报》的结论不但不能成立,且根本被颠倒过来。
实际上,早在1905年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的开学典礼上,劳乃宣就曾指出:“外间不知简字之妙用者,有二说焉,亦不可以不辨。”
其一即“以为增添六母一韵,南北语言从此隔阂。
习简字本欲语言划一,今反两不相谋,岂非求简反繁耶”
,可知此说早已有之,而劳氏也确是考虑已久。
他做此选择,主要是由其关注重点决定的:他虽承认文字简易和语言统一皆属要务,然而他自己最关心的还是前者,故才有“果能使天下之人,皆识土音简易之字,即不能官音,其益已大”
的论断。
但这正是《中外日报》的编者所担心的。
盖以土音读汉字与制土音之字完全不同:前者主形,各地读音不同而意思仍可相通;后者主音,读音不同便真要四分五裂了。
然而劳氏此时考虑最多的原是如何使不识字者有向学之心,而不是尽快实现语言统一:“中国之用旧字数千年,用方言亦数千年,今欲数千年之方言一旦变为官音,闻者咸苦其难,望而却步”
,有何好处?他强调:“教育之道,莫妙于诱,莫不善于骇,开学校本欲诱之使来,何可骇之使退耶?”
故最好的方案不是一步到位,而是“两次办法”
:第一步先“莫若即其本音而迁就之,俾人人知简字之易学,知简字之诚可代语言,然后人人皆有变迁语言之思想”
,而后可“率而导之于国语之途,则从之如流水,趋之如大道矣。
此所以教育之道在于诱矣,此可躐等而进耶?”
[87]
这一看法也被江宁简字半日学堂师范班的学生所接受。
1907年,曾在此受学的杨融怀在《时报》上读到有人提出简字于“南音不适用”
的评论,愤然投稿《时报》,为之辩解:“南音者,因各地土音随处而异。
从语言入手,不得不各从土音而起,庶人人无畏难之心,易于上口。”
及至南音熟悉之后,“复授以北音,庶人人无扞格之弊。
阶级天然,未可以骤登也”
。
故以统一语言论,“学者入手,北人可径学北音,南人则须先学南音,后学北音”
。
和劳乃宣一样,他也强调:“若学南音而不学北音,下流社会亦足于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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