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四章 文字起于声音 汉语拼音化思想对因声求义说的继承式颠覆（第4页）

，是“清代语文学研究的最大成就”

。

[18]胡奇光也指出：“从许慎到段玉裁，研究文字的角度已从文字学观点向语言学观点过渡，相应地，研究文字的主要方法也由就形以说音义转向就音以说形义。”

[19]

以上诸家对“因声求义”

说（以下简称声义说）都给予了极高评价，而他们的根据和主张汉语拼音化的人士有共同之处，都强调文字是语言的记号。

显然，20世纪以来的中国语言学已深受西方“言语中心主义”

的影响。

[20]另外，若从线性发展的观念看，这一重耳学的倾向似乎又和清代小学存在一种传承关系。

梁启超曾言，清人的音韵学研究，“其动机本起于考证古音，而愈推愈密，遂能穷极人类发音官能之构造，推出声音变化之公例。

刘献廷著《新韵谱》，创字母，其书不传。

近世治此学者，积多数人之讨论折衷，遂有注音字母之颁定”

[21]。

注音字母和汉语拼音化之间，存在根本性质的差异，但一间之隔，也不是不可逾越。

事实上，不少提倡汉语拼音化的学者，同样热衷于援用清人的成果作为论据，其转折点就在“声音”

上面。

直到近年，日本学者小森阳一还在段玉裁那里发现了“彻头彻尾的声音中心主义或者说俗语中心主义”

[22]。

前述几位学者的表述更有节制，思维方式却如出一辙。

自然，对于那些深信进化论的人来说，两者本来就应是统一的：清学的成果与西人的理论殊途同归，恰好证明了其正确性。

但进化论对现代学者而言已成为一个不证自明的前提，也常将我们的研究导向一个早已预定的答案。

倘尽力回到历史本身，同样的现象便可能展示出另一种关系。

本章试图摆脱进化论的思路，对汉语拼音化思想和清代小学“以声求义”

说的关联做一探讨。

当然，如同后文将要说明的，受到“言语中心主义”

影响的中国学者未必就赞同汉语拼音化，但汉语拼音化运动无疑以最尖锐的方式反映了“言语中心主义”

对现代中国的影响。

不过，由于这一论题牵涉大量语言学专业知识，已远超笔者学力，不得不仰赖专业人士的既成著作。

笔者的意图是把有关现象放到更广泛的文化变迁中，讨论一种“传统”

如何成为“自我颠覆”

的力量。

这个过程并不是传统观念经过“辩证否定”

而升华的过程，毋宁是新思想通过“继承”

的方式“颠覆”

旧思想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