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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声求义（第2页）

，“据形说义”

放在“次要地位”

；后者则“不必据形说义，而要就古音求古义”

。

[27]其后，黄承吉（1771—1842）著有《字义起于右旁之声说》，明确继承“右文说”

：“六书之中谐声字为多。

谐声之字，其右旁之声必兼有义，而义皆起于声。

……凡字之以某为声者，皆起原于右旁之声义以制字，是为诸字所起之纲。

其在左之偏旁部分，则即由纲之声义而分为某事某物之目。”

这里把许慎以形体为纲、声音为目的关系颠倒了。

章太炎和刘师培是晚清汉学殿军，也进一步推动了声义说的发展。

沈兼士说，章氏贡献有二：一是以“语根”

为出发点，追溯“中国语言分化之形式”

；二是据“引伸”

之义，探讨“形声字孳乳之次第”

。

刘师培则系统阐发了“字义起于字音”

的原理：“古人名物，凡义象相同，所从之声亦同，则造字之初，重义略形。”

声同者即“该于所从得声之字”

，而不另造新字。

此后文字分化，不同意象添加不同偏旁，遂使“物各一字”

，而“其义仍寄于字声”

。

故凡“所从之声”

同者，其“所取之义亦同”

；倘“所从之声与所取之义不符，则所从得声之字，必与所从得义之字声近义同”

。

盖无论“一物数名”

，还是“一义数字”

，皆“由转音而生”

。

故学者“就声求义，而隐谊毕呈”

。

[28]

根据沈兼士的描述，声义确有一“进步”

过程：从随意罗列到系统考察，从现象描述到原因探究，条理更为精密，理论化程度更高，而声音在训诂学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甚至取得了压倒性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