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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声求义（第8页）

[53]不过，他们的差异也很明显。

从表述方式看，钱、戴、段的言论极为相似，金尼阁和方以智的言论则更为接近。

因此，钱大昕等人和金尼阁之间即使真有观念上的继承关系，也已经过不少转折，西方色彩极为稀薄了。

并且，更重要的是，早在宋末元初，戴侗（1200—1285）的《六书通释》就明确提出：“夫文，生于声者也。

有声而后形之以文。

义与声俱立，非生于文也。”

虽然清人对戴书的评价不高，但他大概是最早提出“文字之用莫博于谐声，莫变乎假借”

，因而“因文以求义”

不如“因声以求义”

的人。

[54]因此，乾嘉诸老受其影响的可能性似乎更大，且二者表述方式也更为接近。

故截至乾嘉时期，声义说至少应有两个源头，一个来自宋以后的《说文》研究，另一个受到明末传教士的影响，唯后者在彼时似已不彰。

20世纪初，这种说法愈发流行。

钱玄同一篇介绍汉字发展过程的文章说：自形声字出现，“一切的东西，都可以有名目了。

这是因为无论甚么事物，总有个意义，所以总可以有个字去配他作‘形’。

一切事物，都是先有声音，才造文字，所以这字的声音叫甚么，就可以把一个同音先造的字去配他做‘声’”

[55]。

刘师培更将其运用到各种讨论中，如论汉宋家法时说：“上古之时，未造字形，先造字音。

及言语易为文字，而每字之义咸起于右旁之声，故任举一字，闻其声即可知其义。

……汉儒重口授，故重耳学；宋儒竞心得，故重眼学。

汉儒知字义寄于字音，故说字以声为本；宋儒不明古韵（惟吴才老略知古韵），昧于义起于声之例，故说字以义为本而略于字音。”

又如，其论文章流别时说：“上古之时，先有语言，后有文字。

有声音，然后有点画；有谣谚，然后有诗歌。

……盖古人作诗，循天籁之自然，有音无字，故起源亦甚古。

……厥后诗歌继兴，始著文字于竹帛。”

[56]

不过，清末的言说绝非只是对前人的简单重复，而已混杂了西来观念。

这在刘师培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就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来：“上古之时有语言而无文字，造字之初，象形为首；象形之初，起于图画。

中国洪岩石刻、西人埃及古碑，皆此体也。

及象形不能括两开之事物，于是以指事表之，若会意、形声，皆其后起者也。”

郑樵以“独体为文，合体为字”

，文即象形、指事二体，字为会意、形声二体。

使用拼音文字各国，“独体为声，即字母也”

。

中国语言的一字一音，“虽与西文不同，然独体者为象形、指事，则亦中国之字母也。

以象形、指事为中文之字母，以会意、形声为中文之孳乳，此中国文字之本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