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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继承传统的方式与传统决裂（第7页）

角度着眼，但前者是遵守六书原则去“解字”

（“求义”

），后者则是推翻六书原则去“造字”

，它们看似有连续性，实质已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事实上，只要认可六书原则，无论如何强调声音的重要性，都难以走到拼音之路上。

前引钱大昕那句“声音固在文字之先，而即文字求声音，则当以文字为定”

就是一个明证。

对此，前人已多有注意者。

吴稚晖就说：汉字“主之以象形而辅之以谐声”

，所谓谐声“仍以象形诸类之偏旁而谐其声耳，其实犹夫象形也”

。

[120]罗常培更明快地说：“中国的造字方法最后虽然演进到了‘谐声’，可是谐声字所用的声符仍然离不了方块的汉字，从方块字的本身是分析不出什么‘音素’来的。”

[121]这等于说，因声求义和汉语拼音化根本无法衔接。

瞿秋白则说，汉字乃“是太古时代所谓‘结绳而治’的蜕化”

，而“根本不是记载声音的制度”

。

以此为基础，“再发展出什么‘指事’、‘会意’、‘转注’、‘假借’，甚至于‘谐声’，压根儿就脱离不了象形制度的蠢相”

[122]，因此，拼音化是绝不能从方块字里发展出来的。

这和钱玄同等人试图从声义说中寻找汉语拼音化证据的思路明显不同。

[123]

不过，近代学者中，也有不少人认为方以智已是汉语拼音化的前驱。

他们的证据主要是《通雅》卷一的一段话：“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

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

梁启超谓此言“极骇人”

：“创造拼音文字之议，在今日才成为学界一问题，多数人听了还是咋舌掩耳”

，方氏“却已在三百年前提起”

，可知其“见识气魄”

了。

[124]但需要注意的是，此书卷首却另有一段话：

人之所贵者心，而不离五官。

始造文字，皆意也，而不离五者，则当以意为第一。

朕先形、事者，以就可见起意也。

名为五官，同时并用；名为六书，一字并存。

如见日月之形（即指日月之事，即有日月之声），而指为日月之意即含焉。

特以因形立事，附声见意，而意多字少，转借为多。

总而言之，惟形与声两端，而意在其中。

意、事与形、声为两端，而转解寓焉。

[125]

很清楚，方以智并重形声，并非弃形而重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