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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3页）

当汉语拼音化论者援引传统声义说作为废汉字的依据时，他们未必是要刻意“利用”

传统，而只是将自己早已掌握的知识与新观念结合起来，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思想的“化学反应”

。

如同我们要尊重当事人在整体上的变动感一样，对于他们的“不自觉”

，我们也应充分尊重。

正是在这种“不自觉”

的掩护下，新的文化认知图式才以“继承”

和“发展”

的形式去颠覆了旧的认知图式。

[1]历来论汉语拼音化运动的著作，很少注意文字观在其中的作用。

对此给予了较多关注的是申小龙的《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20世纪中国语言学思辨录》（48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89）。

但他讨论的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的争论，其意图也主要在“论”

而不是“史”

。

[2]雅克·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15～1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言语中心主义”

亦译为“声音中心主义”

。

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Assmann）对亚里士多德语言观的解释，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参见扬·阿斯曼：《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身份》，金寿福、黄晓晨译，286～2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3]不过，西人对此问题的认知也不是只有一种。

法国古典主义时期，有人曾认为，文字早于口语。

直到20世纪，这个观点仍有接受者。

（详见克洛德·海然热：《语言人：论语言学对人文科学的贡献》，62～63页。

）福柯（MichelFoucault）也指出，在文艺复兴以来的知识描述中，“视觉”

占据了一个优先地位。

近年来，一些社会学家亦开始反思这种“视觉中心主义”

的影响。

[安东尼·伍迪维斯（AnthonyWoodiwiss）：《社会理论中的视觉》，魏典译，1～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瓦尔特·米尼奥罗指出：早期近代西方文化中，亦曾出现以“书写”

来压制“言说”

的现象。

（瓦尔特·米尼奥罗：《文艺复兴的隐暗面：识字教育、地域性与殖民化》，141页。

）因此，我们在援用德里达理论的同时，也必须充分注意到“西方文化”

内部的复杂性。

不过，本书是在高度概括的层次上涉及此一问题，目的在于通过比较研究，展示中国文字观的特性。

实际上，如果从中国文化的立场上看，西人的“视觉中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