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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余论（第5页）

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95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

[10]高友工认为，从许慎开始，文字“才真正地”

被“推到一个尊贵的地位”

，形成一种以文字为“中心”

的现象和“文字至上的心理”

，语言则“相对地退居其后”

。

参见高友工：《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见陈国球、王德威编：《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

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138～139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

[11]郑樵：《通志二十略》，340、350～35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见《康有为全集》第1集，254页。

[13]汪康年：《汪穰卿笔记》，195页，北京，中华书局，2007。

[14]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前言，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15]裘锡圭、沈培：《二十世纪的汉语文字学》，见刘坚主编：《二十世纪的中国语言学》，91～9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6]傅懋勣（1911—1988）认为，“右文说”

和“音近义通说”

是中国训诂最重要的两个原则，而“音近义通说”

是“右文说”

扩充的结果。

（傅懋勣：《中国训诂的科学化》，见《傅懋勣先生民族语文论集》，25～2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本书则将二者合而论之，不再做细致区分。

[17]王力：《中国语言学史》，129页。

[18]丁邦新：《以音求义，不限形体——论清代语文学的最大成就》，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27页，北京，中华书局，2008。

[19]胡奇光：《中国小学史》，26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0]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在一个相对宽泛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并不严格遵循德里达的原意。

[21]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饮冰室合集》第8册“专集第三十四”

，38页，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本。

[22]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25页。

[23]凡是讨论中国语言学史、训诂史或语源学史的著作，在涉及此问题时，基本都遵循了沈兼士勾勒的线索。

除了前边提到的王力、丁邦新、胡奇光等人的著述外，亦可参见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此外，於梅舫在讨论陈澧的小学观念时，也对清儒“以声韵贯穿训诂”

的取向做了清晰的勾勒，参见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137～14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24]本段和以下两段主要参见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73～18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按：诸家征引材料大同小异，为表述方便，除专门注明者外，此处引用史料皆转自沈文。

后文有征引同一史料而沈文未引者，再加说明。

[25]龚自珍：《最录段先生定本许氏说文》，见《龚自珍全集》，25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5。

[26]王念孙：《广雅疏证》，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