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四余论（第9页）

[96]胡适：《答蓝志先书》，见《胡适文集》第2册，82～8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7]本段和下段，参见赵元任：《国语罗马字的研究》，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3年8月20日，88～89、108页。

[98]濮之珍：《中国语言学史》，476～4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类似看法可参见祝鸿熹：《章炳麟——现代汉语言文字学的开山大师》，见《祝鸿熹汉语论集》，2页，北京，中华书局，2003；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12页。

[99]吕叔湘：《文言和白话》，见《吕叔湘文集》第4卷，73～74页。

[100]黎锦熙：《汉字革命军前进的一条大路》，载《国语月刊》第1卷第7期，1923年8月20日，30页。

[101]黄克武：《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12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

[102]本段和下段未注明出处者，均参见唐兰：《中国文字学》，4～5、10页。

[103]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16页。

不过，在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再次谈到这一问题时，傅斯年的语气已经有所不同：“汉语之用汉字书写之者，其始出于一事之偶然，其后成于数千年之习惯，今日混汉字汉语为一事，诚未可也。

然汉语历数千年用汉字为其符号，汉语之变化惟有借汉字之符号求之，故今日舍字形之学而论字音之变，亦必有所不通矣。

称中国语言学为中国文字学者，误也；舍文字之语言学，亦必遇其所不可通者焉。”

（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见《傅斯年全集》第2卷，562页。

）

[104]丁邦新指出，“中国文字学这门学问是可以成立的”

。

不过，和唐兰不同的是，他认为中国文字学不仅要研究文字的形体，也要研究“形体所表示之意义”

。

参见丁邦新：《中国文字与语言的关系——兼论中国文字学》，见《中国语言学论文集》，526页。

[105]本段和以下四段，均参见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70、176～177、174、179、181、122页。

[106]章太炎：《与吴承仕》（1911年12月4日），见《章太炎书信集》，295页。

[107]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积微居诗文钞》，15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108]李孝定：《符号与文字——三论史前陶文和汉字起源问题》，见《汉字的起源与演变论丛》，267～272、278～279页。

[109]20世纪一直困扰着中国语言学界的一个问题是：汉字到底是表意字还是表音字？（潘悟云、邵敬敏主编：《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语言学卷》，393～401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实际上，这个困扰本身恐怕就是“言语中心主义”

的产物。

[110]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7～11页。

林焘：《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见《林焘语言学论文集》，28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111]邢公畹：《再版序言》，见罗常培：《语言与文化》，2页（篇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12]何九盈：《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修订本），4页。

[113]胡适：《白话文学史》，见《胡适文集》第8册，1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4]这八个字借自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册，60、74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115]沈兼士：《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122页。

[116]章太炎：《文始》，见《章太炎全集》第7卷，163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17]吴稚晖（吴敬恒）：《注音字母》，载《新青年》第4卷第3号，1918年3月15日，257页。

[118]王献唐致傅斯年，1930年10月3日，转引自张书学、李勇慧：《新发现的傅斯年书札辑录》，见《近代史资料》总第91号，14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19]戴震序、吴省钦序，转引自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见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段注》，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