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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第6页）

陈独秀和胡适都从办到办不到的角度考虑问题，傅斯年则想到，假如废汉语的主张真正实施，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他在1919年发表《汉语改用拼音文字的初步谈》，激烈表示：“中国可以不要，中国的语言不可不存。”

这是因为，“外国语是极难学的，更不是中国人都能学得的，万一改用外国语当做国语，大多数的中国人登时变成哑子，意见不能发泄，岂不要闷死人呢？”

[19]语文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普及教育，打破上流人士和“引车卖浆者流”

间的社会隔阂；废汉语却势必导致少数会说外语的上层人士和只会讲汉语的普通民众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这是傅斯年完全无法接受的。

实际上，钱文发表后不久，一位叫张月镰的读者就表示：Esperanto固然可能是“最善文字”

，却是“理想中之大同世界”

用的，“非二十世纪东方人之责任；而且万万非我辈之责任”

。

中国的文字改革，“并非完全抱大同观念，不过为产于亚东大陆之四五亿同胞争存保种起见”

。

他提出，中国缺的不是学者，而是“技术家”

。

要迅速造就“多数之技术家”

，应多多灌输科学知识，并不需掌握高深学理，故并无人人研习外语之必要。

因此，对白话文，他坚决拥护；对制造汉语拼音文字，便“未能十分赞同”

；至于废汉文，更是“绝对的反对”

。

[20]张氏自称是工科学生，关心实业的发展，和傅斯年立意不同，但注意到废汉语会给大多数普通民众造成严重困难，不利于普及教育，则和傅斯年是一样的。

张月镰对汉语拼音文字也不大赞同（虽亦不全部反对），傅斯年则因“一边觉得汉文用起来不方便，一边又觉得外国语用起来不方便”

，故把“全力”

都用在了“替汉语造一个拼音文字”

上。

不过，废汉语的议论对他刺激不小，因此，隔了几页，他又一次回到这个主题：“制造拼音文字只是制造拼音文字，并不是改造汉语。

我们主张汉语改用拼音文字，不过把这四四方方的单音字去了，换上以字母集合、横行的拼音文字，丝毫不碍汉语相干。”

[21]

其实，钱玄同在1918年8月就承认：“文字易废，语言不易废。”

故他建议一方面采用外语作为“第二国语”

，“以求学问”

；另一方面采用汉语拼音文字，“以适于普通说话，粗浅记载之用”

。

[22]不久，他又发现，汉字也“一时不能废去”

，故不妨用注音字母“补偏救弊”

。

[23]但废汉语的念头一直盘踞在他心中。

1919年10月，他说，虽然“明明知道”

废汉文“不是旦暮间就做得到的事，但我总觉得‘人定可以胜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