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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第9页）

：“既要废灭不用，又用力去改良不用的物件。

我们四川有句俗话说，‘你要没有事做，不如洗煤炭去罢。

’”

[36]换言之，废汉语和白话文、汉语拼音化的主张，在逻辑上是不能兼容的。

在这场讨论中，以废汉语为一方，白话文和拼音化为另一方，也确实存在一条分界线。

钱玄同之所以思及废汉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白话文缺乏信心：“白话用字过少，文法亦极不完备；欲兼采言文，造就一种国文，亦大非易事。”

[37]同样，他和吴稚晖又都反对制造汉语拼音文字，以为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反而添乱。

这都源于他们对汉语适应现代社会能力的怀疑。

[38]而那些既反对废汉语又力主语文革新的人，则都把白话文视为一条出路。

胡适与陈独秀不用说了，前边引用的傅斯年那句“中国语言不能不存”

之前，就还有一句话：“老实说罢，我近来对于白话文学主义竟是信得狠坚。”

[39]这两句话显然存在一种因果关联：正是因为相信白话文足以担当开启民智的使命，傅斯年才会满怀信心地捍卫汉语的生存。

张月镰一边坚决反对废汉语，一边明确赞同白话文，也可以从同一思路理解。

虽然他们对汉语拼音化的意见不同，但这只是源于对汉字认知的差异，并不妨碍他们在废汉语这一点上站在一条线上。

当然，这条分界线并不总是清晰而稳定的。

在具体的个人那里，它更时时处在变动中。

钱玄同就是最好的例证：废汉语的主张受挫后，他转而支持汉语拼音化；再之后，他更把主要精力都投入推行注音字母（相当于吴稚晖所谓“拼音”

）和编制简化字方案中，实际又后退了半步。

当然，从终极的意义上讲，钱玄同似乎并没有完全放弃废弃汉语的理想，这些退让都可以看成是权宜性、临时性的。

但这里也有一个由“量变”

引起的“质变”

：废汉语的前提是大同世界的到来，而后者遥遥无期，这临时之计也就成为“永久”

之务了。

简单地说，钱玄同的徘徊往复，一部分源自他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心态与观念上的变化，另一部分恐怕也和这一时期的舆论形势分不开：立废汉语这种极端主张，即使是新文化运动诸子也难以接受；汉语拼音化在新文化运动领袖群体里的知音倒不少，但社会上的反对声音也很大；至于白话文，虽也遇到不少阻力，然较之其他主张，同情者毕竟要多得多，更为切实稳健，可行性更高。

实际上，在钱玄同的废汉文论发表后，他的朋友郭惜龄就劝他，此论既遭人“非议”

，也难以一下实行，空说无益；还不如集中精力于“言文合一”

，待到民智已开，“那就一切改革的事都容易下手了”

。

[40]郭并没有表示反对废汉文，他的考虑完全从对舆论环境的估量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