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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破不进步的字讲天天进步的语言（第2页）

一语“自非实在”

，但“语言退化却系事实”

。

他问胡：“即以白话文论，近时之白话小说、白话文字，较之前代之小说、语录，已大不如。

以此为退化之征，未悉有当否？外此未审有语言不退化之征象否？”

廖氏强调，说这些不是要反对白话文，相反，“惟其如此，所以我辈对于先生鼓吹白话文学，于文章界兴一革命，使思想能借文字之媒介，传于各级社会，以为所造福德，较孔孟大且十倍；惟其如此，而后语言有进化而无退化”

。

[42]

最后一句是何意思？原文语意不详，据上下文推断，廖仲恺的大意当是，口语入文，必经推敲锤炼，而书面语言又可反过来推动口语的进步，其思路实和孙中山的“文字进化”

论同条共贯。

显然，对廖氏而言，白话文的意义实际更多落在“文字”

，而非胡适宣称的“语言”

上。

这又绝非廖氏一人之见，吕芳上注意到，其时国民党人中的胡汉民（1879—1936）、朱执信（1885—1920）等也都同意“国人善文而拙于用语”

的论断。

[43]如果由钱玄同做裁判，他显然会反对前半句（“国人善文”

），而赞同后半句（“拙于用语”

）；胡适则在这两方面皆与孙、廖等人不同。

虽然廖仲恺声明，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反对白话文，反而正是他们支持白话文运动的理由，但此评价在逻辑上确会导向反对白话文的结论。

梅光迪（1890—1945）就在给胡适的信中说，白话“多出于市井伧父之口，不合文字学之根源与法律”

，语意“含糊、无精微之区辨”

，岂可用于文章？故提倡白话，实是欲“以缩小吾国文章之Vocabulary”

。

[44]胡先骕（1898—1968）也说，“口语所用之字句，多写实；文学所用之字句，多抽象”

。

故“用白话以叙说高深之理想，最难剀切简明。

今试用白话以译Bergson之‘创制天演论’，必致不能达意而后已”

。

如此，“何必不用简易之文言，而必以驳杂不纯口语代之乎？”

[45]直到20世纪30年代，类似的评论依然不绝：“就句法言之，中国人的口语实嫌呆笨，不及文言变化之多。

无论写何种书籍，欲不用文言文句法之结构，殆为不可能。”

[46]

然而，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的重点是使“文字”

向“语言”

看齐，而不是要用“文字”

去提升“语言”

，则在逻辑上讲，汉语必须比汉字进步，否则其结论必将全盘落空。

因此，孙、廖、梅、胡的主张是他根本无法接受的。

早在1916年7月，他就已提出：“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