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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破不进步的字讲天天进步的语言（第3页）

[47]对于梅光迪的批评，他也强调，提倡白话，正是要“扩充”

汉语的词汇，而不是要“缩小”

之。

[48]在1921年年底发表的《国语文法概论》中，他质问孙中山：“可曾研究言语的‘变迁’是朝什么方向变的？这种‘变迁’何以不能说是‘进化’？试问我们该用什么标准来定那一种‘变迁’为‘进化的’，那一种‘变迁’为‘无进化的’？”

就语言文字的作用看，写在纸面上的文言无不退化，用在口头的语言无不进化。

这进化具体表现为两个相反趋势：一是“该变繁的都变繁了”

（“单音字变为复音字”

，字数上的增加等），二是“该变简的都变简了”

（废除了“文言里一切无用的区别”

，简化了“繁杂不整齐的文法变化”

，“许多不必有的句法变格，都变成容易的正格了”

等）。

[49]

不过，直到此时，胡适都还只说汉语是“进化”

的；而在大约同一时期发表的《国语文学史》中，汉语文法已一跃成为“全世界最简单最有理的文法”

[50]。

此后，他不断在各种场合重复这一观点：“我们的语言，照今日的文法理论上讲起来，最简单最精明，无一点不合文法，无一处不合论理”

，在“今日之世界上，为进化之最高者”

（1925年）；“中国方块字写起来虽然困难，但是文法的简单可称为世界第一”

（1947年）；“我们讲的话是世界上最简单、最规则、最容易学的一种语言”

（1954年）。

[51]这都是从语法方面说的。

1960年他又从发音方面立论：汉语是全世界“最好说的”

语言，“因为没有m、n的声音”

。

[52]胡适对汉语评价如此之高，且长期一贯，虽不能说是在孙中山、廖仲恺及钱玄同等人的刺激之下“逼上梁山”

的结果，但与他们的争论无疑强化了这一观念。

孙、廖等人使用的“文字”

一词是广义的，主要集中在文字的使用技术也就是文体层面，故胡适的回应也集中于此，双方实际并未围绕（狭义的）汉字是否当废的问题展开交锋。

但他们在争论中，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语言和文字问题。

孙中山明言不赞同废汉字，又把汉语退化和汉字的表意性质联系起来，认为其间存在因果关系。

胡适则强调，“单音字变成复音字”

是中国语言的“一大进化”

：“现在的白话所以能应付我们会话讲演的需要，所以能做共同生活的媒介物，全靠单音字减少，复音字加多。

……将来中国语言所以能有采用字母的希望，也只是因为这个缘故。”

[53]前边讲过，钱玄同、吴稚晖反对汉语拼音化的一个理由就是汉语同音字太多；胡适此论显然是对此而发。

据此，汉语的进化不仅为白话文提供了动力，也使得拼音化成为可能，这两大运动的同盟关系进一步被强化了。

另外，胡适和孙中山都强调汉字和汉语发展的不同步性，这样，就把二者区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认知范畴，而这也是新文化运动者的一个共识。

1922年，黎锦熙指出，西洋语言学家一般认为汉语是单音语，“一字一音、一音一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