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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破不进步的字讲天天进步的语言（第6页）

。

这样，在胡适、黎锦熙、傅斯年等人的论述中，汉语和汉字的发展形成了鲜明对照：前者“天天进步”

，甚至已是天下第一；后者则几乎停步不前。

因此，废汉语已经不是做得到做不到的问题，而是在价值上该不该的问题了。

当然，并非所有的白话文支持者都赞成胡适对汉语的高度评估。

1921年，周作人就调侃道：“今日阅《教育杂志》的国语号，看到几件妙的事情。

一位讲言语学的，以为‘分析语似乎是最文明的民族才能发生’。

分析语的中国当然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但是同语族的西藏、安南、缅甸又怎样呢？……就实际上说，这缺少前置词（除了自于两三个字）的中国语，即使最文明，也未免太简单了一点罢。”

[61]他反对的主要是“中国是天下最文明的民族”

这一推论，而非汉语本身，但他对汉语是最进步的语言一说显然不甚欣赏（参看第六章）。

反过来，周作人认为当时通行的白话其实还有很多问题：“简单的国语”

不足以“表现复杂微密的思想之需要”

，民间语言也是“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思”

。

[62]1935年在日本访问时，他还在批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用语猥杂生硬，缺乏洗炼，所以像诗与戏剧等需要精妙语言的文学，目下佳作甚少，发展的只有小说罢了”

[63]。

持此看法的当然不止他一个，前边引用的钱玄同及1919年的傅斯年，感受也都差不多。

然而这也未必就和胡适的判断截然对立。

胡适表扬汉语最进步，主要从语法角度立论，周作人等则多着眼于词汇和表述方式。

而在这些方面，胡适同样认为汉语有改进的必要。

朱自清（1898—1948）就注意到，胡适之所以提出“文学的国语”

的口号，是因为他“觉得我们的国语太贫弱了”

。

[64]也就是说，胡适和周作人的分歧仅在于观察视角的差异。

这两种意见都有其支持者，而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中保存的一份未署名的文稿，更把这两个观点综合到了一起：中国语具有“优越的音韵体系和优越的文法体系”

，颇合“言语经济原理”

；其“唯一缺点”

是“词汇贫乏”

，而这乃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落后”

的结果，社会经济上去了，缺点自然会改进。

[65]

另外，大力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者中也有根据汉语语法最进步这一论点，而对废除汉字的言论表示怀疑的。

刘大白（1880—1932）1929年出版的《白屋文话》，就是专门批判文言文（刘氏称之为“鬼话文”

）、宣传白话文（刘氏称之为“人话文”

）的专书，但在其自序中，他也有条件地肯定了“衍形文字”

和“标准统一的鬼话的文腔”

对促进中国文化统一的贡献。

然而，这两样东西在刘大白那里的待遇却完全不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