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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汉字配文言拼音字配语体（第3页）

已经满足了胡适所举语言进步的条件。

可是，上官的评价却恰好相反，似乎最重要的不是表述效果，而是“复音语”

本身。

[80]两人的另一点不同是，胡适指出，复音词增多，为汉语拼音化创造了条件；但上官公仆关心的却是，汉字如何阻碍了汉语复音词的发展。

在这两点上，上官对汉语的指责都要更严厉些，这显然是直接服务于他的汉语拼音化主张的。

如前所述，胡适也曾表扬汉语语音的简单。

但即使在这方面仍是见仁见智，反对意见不少。

1928年，有人列举汉字造成汉语“不能完全表情达意”

的七宗罪，第一宗就极具杀伤力——“用汉字的民族辨音力薄弱”

；底下则具体包括使用汉字会“淆乱词儿（Vorto）和音节（Silabo）”

，“不容易读出真切的音”

，“限死语音的进步”

等条目。

[81]瞿秋白在20世纪30年代初指责汉字的三大罪过，前两个都和语音有关：“阻碍中国字的读音的简单化”

和“使单音节制度僵尸化”

。

[82]也就是说，胡适眼里的简单，在瞿秋白等人看来，就是简陋。

到了40年代中后期，这个观点更为流行。

齐沧田说，中国语音原来很多，但因为汉字这一“缺乏伸缩性笨拙的语言代表”

所束缚，只剩四百多个音，异常“贫乏”

。

[83]施効人则利用章太炎的研究指出，汉字早期存在一字二音的现象，只“因拘于一字一音的原则，所以连字头、字尾都淘汰净尽了，原来在语言上为双缀音的，在文字里便都化为单缀音了”

。

因此，汉语的单缀音是“语音单纯化”

的结果。

在此过程中，汉字因为“是表意字”

，至少对于语音的“贫乏”

具有“加强”

作用。

[84]如是，汉语在语音方面不但未尝进步，反而处于退化中。

需要指出的是，齐沧田、施効人以及前边提到的施翊之、上官公仆等人，都是中国字拉丁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

中国拉丁化运动属于汉语拼音化运动中的一支，其前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远东地区的华侨华人中推行的“汉语拉丁化”

运动，而瞿秋白正是“中国字拉丁化”

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

[85]30年代初，这一运动从苏联传入中国，在左派青年中风行一时。

从目标看，其意图是采用拉丁字母制作汉语拼音文字。

和其他一些拼音化方案（尤其是国语罗马字）相比，它的一个重要主张是反对拼写四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