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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 胡以鲁的观点（第1页）

二、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胡以鲁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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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目前掌握的材料，中国学者对形态分类法的系统介绍和回应，似首见于胡以鲁的《国语学草创》。

胡以鲁，字仰曾，浙江宁波人。

清末留学生，先在日本大学学习政法，又进入东京大学“博言科”

学习语言学；1913年被聘为教育部读音统一会会员，1914年至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1915年逝世。

[20]他的《国语学草创》一书被认为是第一部利用理论语言学框架写成的“汉语概论”

，1913年初次印行，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21]

除了学习过政法和语言学外，胡以鲁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知识背景是在东京的时候，曾跟从章太炎学习国学，这使他兼具对西方理论的熟知和对中国文化特色（“国粹”

）的敏感。

因此，他在《国语学草创》中虽然广泛运用了西方语言学理论，却并没有把汉语强行套入其中，相反，他试图强调，汉语有其特殊性，这种与众不同之处并不表明汉语落后，而代表了与西方不同的另一种文化。

为此，他对汉语原始论予以了严厉的批驳。

胡以鲁的阐释不是从广泛流行的三分法开始的，而是采用了“综合语—分析语”

二分法。

他强调，语言之用在“明了表彰”

思想，所取手段则应尽可能“单纯”

。

在综合语中，不同词性主要通过语词自身的形态变化表现，“一一分立，不相通用”

；语词顺序反而不重要，可以随意排布。

分析语则不然，“表示二段以上之思想，各以其相当语词为之，无错杂纠综之弊”

；词语的语法关系靠它们在句中的“位置”

显示，而“位置之配赋又自由自在，不失独立”

，更合乎人的思维习惯，有利于表达复杂观念。

也就是说，除了表达手段更简便，分析语也标志着人的思维水平的提升：“语言趋于分析，思想分化之要求也。”

对词汇的“职掌”

与“意义”

的“分析愈精”

，就愈能表达“精密”

的思想。

这就是人类语言从综合语走向分析语的主因。

欧洲近代语言渐趋分析语，就是显证。

唯真正的分析语要到中国、安南、暹罗、缅甸去找，汉语尤为其中之“纯之纯者”

。

[22]

结论很明显：如果综合语本身就有向“分析”

演变的趋向，则汉语不能不被认为代表了更高级的语言形式；同样，如果分析语是“思想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