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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 胡以鲁的观点（第2页）

的结果，那么，与洪堡、黑格尔的认知恰恰相反，汉语实际上是思想更为“精密”

阶段的产物。

这个推论有助于我们理解胡以鲁选取的理论依据。

他并没有回避三分法，相反，他指出，二分法和三分法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孤立语属于分析语，黏着语（胡以鲁称之为“抱体语”

）和屈折语属于综合语。

那么，胡以鲁为何要采用二分法，而非更有影响力的三分法作为立论框架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二分法的分类更为简洁，也更易展示汉语的先进性。

不过，胡以鲁并没有回避三分法对汉语的责难。

他提出，施莱赫尔（胡译为“胥拉海”

）等“动辄以吾国语形式之缺乏，贬之为初等”

。

其实，他们所谓“形式”

，主要就是“屈折的形式（flexionalformalelements）”

和“形式的形式（formativeelements）”

。

这决定了他们“不能不以综合语为高等”

。

但这也就无从解释欧洲语言的演变趋向，除非以之为“退化”

，然而这和一般认为的社会文化的进化论又不一致，遂使此派学者在理论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

其实，按照形态分类法的逻辑，“吾辈转不得不谓纯粹分析语无屈折之形式，如吾国语者，为高等而进化者矣”

。

胡以鲁分析了西方语言中的形式变化因素——“人称、时、位、性、数、法、气”

等，认为它们并非思想的内在要求，而是因为在“词句关系上各语词欲明示其职用”

，然又“不能活用”

，故不得不“求之于形式”

。

故这些屈折只能表明语言的笨拙：“若以句为单位，其成分之语词，固不须更用形式辨别也。”

而后者正代表了汉语的长处。

汉语能“化单纯之音响为特定之意义”

，“思虑”

和“语言”

直接对应，怎么想就怎么说，“以心传心”

，简洁准确。

汉语通过词序的排布，已能使各个成分“克尽厥职，无不足之感”

，当然也就无须屈折变化这类“蛇足”

。

故其缺乏形式上的屈折，并非落后的表现。

不仅如此，胡以鲁对三分法本身就很有意见；这可从他对汉语为“孤立语”

说，甚至“孤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