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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语言学家对问题的再定位 胡以鲁的观点（第4页）

，从“历史事实”

看，“谓屈折语从所谓孤立语发达者，毋宁谓其有反对之趋向”

，更谈不上什么“螺旋”

；从人的“心理”

看，“语言之发展”

必以“精神活动之简易”

为“原则”

。

汉语实是“简单”

而非“初等”

，盖“简单”

正是先进的表征。

洪堡（胡译为“亨抱而的”

）等人则部分认可中国文明的价值，因而把汉语归入“有形式”

一类中。

不过，其仍有一基本“假定”

，即“以形式为精密文明思想唯一发表工具”

，因而“迷惘于形式之中，不知形式之外亦有特长”

，仍是印欧语系“国民之先入僻见”

。

这使他们“不得不贬无形式者为劣等”

。

而在“有形式”

的语言中，又“以语词之连接配置”

者为高级，以贬低汉语的地位。

胡以鲁批评他们说：“立一己语族之规则为格，欲以范世界之言语，是之谓不知务；不求诸语言根本之差及其特色之所在，徒见其文明，逆推而外铄，混思想语言为一事，是之谓不知本。”

这实际不止适合于洪堡，也是他对于前述诸人的总批判。

20世纪丹麦语言学家叶斯柏森（JensOttoHarryJespersen，1860—1943）的“语言进化论”

是胡以鲁较为满意的一个学说，以为“最为得其平”

。

因其“以不用形式之末迹而寓意于词句相维之间者为进步”

，这就意味着汉语是一种“发达”

的语言。

不过，叶斯柏森对汉语未做“根本之研究，仍未足以言吾国语也”

。

总的来说，胡以鲁的论述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学理上的，主要是解构形态三分法和语言进化三段论；另一个是心态上的，主要是揭露这些语言学观点背后的西方中心论。

而正是后一点，又进一步提醒我们对他本人的心态做一初步分析。

这一点，在下面这段愤愤不平的话中展示得最为直接：“贬吾国语为初等，诿为未尝发达者，不惟不知吾国语言史，且蔑视吾国文明史者也。”

也就是说，他之所以竭力为汉语争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这不仅是个语言问题，也是和更根本的文化认同扣合在一起的。